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时间：2016-12-20
作者：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石任之
编辑：赵洪雅

　　人无同处面如心~辛弃疾与苏轼两位大家经常被后世词论家相互比较，在古籍收藏史上，元刻《稼轩长短句》与也与元刻《东坡乐府》并驾齐驱，但“苏辛并称”的背后，又体现了词人、词作怎样的精神内核呢？

　　在第一期《入手清风词更好》中，曾引过南宋词人，辛派“三刘”之一的刘辰翁（另二刘为刘过、刘克庄）对稼轩词“英雄感怆”难与常人言的嗟叹。在这个维度上，刘辰翁是稼轩的知己。然而知己也不免有不够知己的时候，如他转而感慨：“嗟呼，以稼轩为坡公少子，岂不痛快灵杰可爱哉！”把稼轩比作苏东坡的幼子，不免有点欲誉而实抑了。苏辛并称，是在稼轩词横空出世后便有的论调，后人往往因袭此说。所以元刻《稼轩长短句》的收藏，与另一元刻本《东坡乐府》如形影相随。

　　刘辰翁《忆旧游•和巽吾相忆寄韵》

　　“故人念我何处，堕泪水西流。念寒食如君，江南似我，花絮悠悠。”

　　怀人怀我，寄书传信，则时空各异。以节气地域喻人，非尽无理，沉着缠绵，为集中上乘。

　　《稼轩词长短句》曾是周叔弢最得意的藏书之一。1934年先后从海源阁后人杨敬夫手中得到元刻《东坡乐府》与《稼轩长短句》后，以书名首字取了“东稼草堂”的室名，制同名藏书印，并四次为稼轩词作题识。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为表达拥护新中国的决心，弢翁在1952年与长子周一良商量后，于8月底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共计745种，其中便包括这部稼轩词。

上海书画社1974年刻印《稼轩长短句》

　　弢翁对稼轩词30年念念不忘。1980年初，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昨见木刻《稼轩词》，名为仿元，实是自成一格，写刻殊佳。我眼馋，竟费廿八元买了一部。惜纸不佳，如得佳纸佳墨，不在董刻之下也。”此书用纸为机制毛边纸，殊乏轻软之致，白璧微瑕，为一遗憾。黄裳回忆弢翁曾向他询问过此版《稼轩长短句》的刻工，而此书由上海书画社（朵云轩）1974年刻成，彼时风雨如晦，黄氏自述其时“藏书尽失，也不再走过书肆”，乃不知有此书。于是周叔弢又写信给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询问详情，并写成题记，且将书手刻工姓名书于其后。

　　而元刻《东坡乐府》与《稼轩长短句》的并称，因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题跋声名更显。嘉庆四年（1799）黄丕烈得到稼轩词后，在题跋中写道：“余素不解词，而所藏宋元诸名家词独富。如《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所载原稿皆在焉。然皆精抄旧抄，而无有宋元椠本。顷从郡故家得此元刻《稼轩词》，而叹其珍秘无匹也。”并盛赞：“《稼轩词》卷帙多寡不同，以此十二卷者为最善。毛氏亦从此抄出，惜其行款体例有不同耳。”跋中只提此书如何精美珍贵，俗人如何妄为描写玷污古书，得意之情跃然纸上。而数年后的嘉庆八年（1803年），彼时荛翁已无力购书，但遇到宋元刻不忍释手，不得已典当借贷购书，又往往为家人诟谇。到写《东坡乐府》题跋的时候，已露出捜剔锱铢的窘态。

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又字荛圃、荛翁等，号有抱守老人、荛圃主人、士礼居主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这一年秋天，黄丕烈到城南思适斋拜访顾广圻，听老友说：“听说你要卖词集，但我有本词集倒想请你购入。”黄以为一定是宋刻，顾广圻说：“不是宋刻，却胜于宋刻。当年钱曾已经说过宋本殊不足观，而元本可信可珍，你看一看。”顾所示的，正是元延祐七年（1320）叶曾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索价白银三十两。

　　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东坡乐府》二卷，刻于延祐庚申，旧藏注释宋本，穿凿芜陋，殊不足观，弃彼留此可也”。“旧藏注释宋本”指的是宋刻傅幹注本东坡词，不及元刻为佳。

　　黄丕烈虽然一时囊中羞涩，但左思右想仍觉得“苏辛”并称，合之实为双璧，虽然已经有了售出词集购买宋刻《太平御览》的打算，可是得到东坡词与稼轩合璧的诱惑太大了。于是他卖给朋友一二种书籍，得白银二十四两，又加上日本刻的《简斋集》，才从顾广圻处换来元刻东坡词。

　　此时再记起四年前从骨董铺中收得《稼轩长短句》这一“绝无仅有之物”，所费不过区区七两白银而已。当时顾广圻正在黄家设馆，两人一同欣赏此书，顾以为此种宝物，居然被这么贱价购入，老友未免太幸运了些，“何世之不知宝，而子幸遇之乎？”黄丕烈合苏辛为双璧的做法，便是受词家苏辛并称的影响，也影响到了周叔弢藏书的意愿。荛翁先得辛词而后得苏词，弢翁则先得苏词而后得辛词，而苏辛合璧的心理是两为藏书家所共有的。两度题识，在黄丕烈笔下，虽然开篇都有所藏宋元名家词独富之句，但短短几年间心态已有所别，落诸纸端，藏书人的得意与困窘虽掩而不能藏。至于同为藏书家的顾广圻，尽管悉心为好友抄补稼轩词（书中原缺三叶，卷四第十六页，卷六第十页，卷十一第四至五页合一页，俱由顾广圻据黄丕烈藏毛氏汲古阁钞本，检原书所有之字集补钞而成），但“何世之不知宝，而子幸遇之乎”的感慨，仍隐隐透出一丝丝超出羡慕的微妙情绪。而黄丕烈笔下，对老友情绪的反应同样微妙。此书归于汪士钟时，钤下了“曾藏汪阆源家”的藏书印。

　　弢翁藏书有个细节十分感人，他早年曾用长方朱文“曾在周叔弢处”印，后改用“周暹”小印，印泥也十分考究，唯恐印油散去有损书品。《稼轩长短句》上皆是“周暹”小印。

　　“曾藏”、“曾在”之类的话是藏书家所常用的，往往故示人以旷达。书的聚散得失，自百代观之，和自一人观之，不能不有别，不能不生感慨。这与诗人词人的遭遇和成就的关系很相似。

　　如何体认苏辛异同，不妨从所谓的豪放婉约入手。词有豪放婉约的分别，始自明人张綖，比苏辛并称晚得多。这种二分法便捷初学者认识词的风格差异，却是进一步了解词的“所知障”。大概多数的常识都是如此，规律之后有万千不规律，且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的问题，其认识便停在一两句话上，不能升入更高层面。词的题材、造语、情志等，都可以豪婉杂糅，如稼轩词集经句、袭庄子，括陶渊明、白居易，有时戏仿“效花间体”、“效李易安体”、“效朱希真体”，真如夏承焘先生所说：“能刚能柔，能豪能婉，不拘一格，纵横如意”。一首词尚且不能单以豪放或婉约为定论，何况一位词人。像陈廷焯痴痴地评价东坡“谁道人生难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曰：“愈悲郁，愈豪放，愈忠厚。令我神往。”豪语背后有不能不发的真实志意，便是沉郁，便是意在笔先，神余言外，男女之情可寄寓君臣际会英雄不遇，借一草一木发人情身世的感慨。所以苏辛的并称，是从二人气象情思的清而雄，纵横跌宕而言（学苏辛的末流沦为呼号叫嚣，与苏辛无关）。而表征之外，性情襟抱犹有可辨处。

　　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二人词作的精神内核原本指向不同，都有他人不可及的高处，强为轩轾分个高下，其实大可不必。我们要跳出词论家不得不“给个答案”的境地，看一看二人的面目究竟如何。同为清代词论家，周济说：“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苏辛并称，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稼轩则沉著痛快，有辙可循，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固未可同年而语也。”而陈廷焯则说：“魄力之大，苏不如辛；气体之高，辛不逮苏远矣。”这两类评价看似相悖，而于事实判断上并无差异，都认同稼轩词有英雄气，而东坡词为士大夫语，更近于诗。叶恭绰也说过：“学辛得其豪放者易，得其秾丽者罕。苏则纯乎士大夫之吐属，豪而不纵，是清丽，非徒秾丽也。”差别处，在审美取向。

　　稼轩词虽然熔铸经史，也常直接引诗文入词，却是化经史为自家语，更“当行”，有词味。而东坡是把词当成“此古人长短句诗也”，陈廷焯以杜诗的标准“沉郁顿挫”论词，那么把更近于诗的东坡词视为“正法眼藏”并不奇怪。但苏辛最大的差别，还不在把词当做什么文体去写，而是二人在词中贯注的精神情感。先看一首苏东坡的词：

　　《水龙吟》

　　闾丘大夫孝直公显尝守黄州，作栖霞楼，为郡中胜绝。元丰五年，予谪居于黄。正月十七日，梦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楼中歌乐杂作，舟中人言，公显方会客也。觉而异之，乃作此词。公显时已致仕在苏州。

　　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云间笑语，使君高会，佳人半醉。危柱哀弦，艳歌余响，绕云萦水。念故人老大，风流未减，空回首，烟波里。

　　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云梦南州，武昌东岸，昔游应记。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

　　这首纪梦的词写得飘然若仙，无怪乎郑文焯批此词时大呼“突兀而起，仙乎，仙乎！”公显是曾为黄州知州的闾丘孝终，元丰五年（1082）苏轼谪居黄州时，他已退居苏州。东坡想起二人旧游，梦到自己小舟渡江，于船中听闻公显宴会张乐的情境。起句“横截春江”，便是极好一句评语。空阔江面之上，一叶扁舟竟有横截的气势，且春江二字，又能触发“春江花月夜”这样美好物象的集合。“小舟横截春江”六字，也是能豪能婉。继而写舟中想象高会不得身与，“空回首，烟波里”有“目眇眇兮愁予”的况味。到下片梦醒推枕不见，惘然之中想起公显致仕，想象他五湖风流，想念二人黄州旧游，似乎是友人来梦中见我，而非我梦见友人了。

苏东坡像

　　东坡的谪居黄州，与亲故隔绝，其孤独于词中隐约闪现。但他的好处正如王国维所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旷是能于愁苦困窘中自我排遣。虽然不时有孑然孤往的怅惘，笔力却空灵而浩渺。精神活动不为现实所束缚，于寂寞中时有超逸放旷，超出自己身处的时间空间，精神世界的永恒最终消解了外物一时的困扰，此东坡之所以为“坡仙”也。

　　但这种超逸与放旷，辛弃疾是做不到的。同样是谪居，退居带湖的时候，他心心念念的不是精神上的自我超越，而是现实的初志未遂。

　　《八声甘州》

　　夜读李广传，不能寐。因念晁楚老、杨民瞻约同居山间，戏用李广事赋以寄之。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        

　　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年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

　　辛弃疾夜读《李广传》，英雄失路的愤懑一触不能收，竟至不寐。冯煦说这首词“连缀古语，浑然天成”，是稼轩词的特色。隐括前人诗文，最考验才气，写不好就是名人名言汇抄。这首则蕴藉吞吐中寓深沉悲慨，最见稼轩笔力。上片隐括《史记》，写李广闲居时“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日：‘故李将军。’尉日：‘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故将军”三字，实是自嘲兼代李广愤慨。李广不但有战功，且有“桃李无言”的忠厚性情。而箭没入石的勇猛，却终不能封侯，只能归老田园。下片至“残年”句化用杜甫《曲江三章》“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诗。与友人相约同居山间，不以穷达改易，那是远胜于折辱小人之手了。“汉开边”句极具讽刺，汉人开疆拓土尚且弃置健者，何况偏安一隅畏战求和的当下。“纱窗外”句，用得是东坡《和刘道原咏史》“独掩陈编吊兴废，窗前山雨夜浪浪”句意，而出语愈轻，愤慨愈深。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李广

　　如此看来，二人的词风恰如他们笔下的饮酒，东坡自谓三不如人，其中之一便是饮酒。饮酒至少，却能把盏为乐，东坡是不役于酒的。但辛弃疾却很难达到这种平衡，他有两首《沁园春》，一则止酒，一则破戒，在极端之间徘徊。这是天性的差异。天性对于词人而言至关重要，清代田同之的《西圃词说》中力证这一点：“词与诗体格不同，其为摅写性情，标举景物，一也。若夫性情不露，景物不真，而徒然缀枯树以新花，被偶人以衮服，饰淫靡为周柳，假豪放为苏辛，号曰诗余，生趣尽矣。”如果不是情有所感，而“务取悦人，不复求本源所在”（陈廷焯语）那就可悲得很了。

带湖，今江西省上饶市城外，为宋代文学家辛弃疾长期落职闲居之所

　　而天性带来的志意，也受到环境的影响。闲居带湖期间，虽然有无边好景消磨，但辛弃疾真正投入志意书写的，还是那些涉及恢复志向的词作。他给致仕的吏部尚书韩元吉的寿词中，每每不离功名勋业，但着眼却在故土。韩元吉曾于乾道九年（1173）出使金国，又曾出守婺州、建宁，这样的经历自然能引起词人的共鸣。“功业后来看，似江左风流谢安”，以谢安抵御前秦的功业称颂韩元吉；“渡江天马南来，几人曾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又是以晋元帝南渡与桓温北伐，比拟南宋。陈廷焯所谓“气体之高，辛不逮苏远矣”，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东坡与稼轩所处的大时代，带给词人心灵感受的底色，是不同的。

　　东坡能从贬谪中超脱，至豁然澄澈的觉悟之境，乃是因为尽管政坛动荡党争激烈，但所处大环境可谓承平。在离开黄州奉旨改迁到条件较好的汝州时，还想着“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对无情物也有情。但稼轩词不能，所以他在淳熙十五年（1188）看到邸报，把自己被劾落职误传成引疾赋闲时，愤懑之情又一引即发。那首《沁园春》开篇尚有“老子平生，笑尽人间，儿女怨恩”的豪气，接着牢骚满腹，“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却怕青山，也妨贤路，休斗尊前见在身。”确如郑骞先生所言，一个越写越宽，一个越写越窄。在深通兵法的辛弃疾看来，时势危机四伏而庙堂之上仍酣睡不已，是极可怖悲哀的情境。而假使东坡生于此时，坡仙的仙气也要打折扣。大时代的悲剧，生民的痛苦，不同于个人遭遇，是无法用玄思妙想消解的。天生的性情，与因大时代而不同的襟抱，乃是苏与辛，旷与豪之别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