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日期：2016-11-17
作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郑小悠
编辑：赵洪雅

　　前面几讲我们所选的诗作，都是赠友、悼亡的题材，写作对象都是身边的亲友情人。在拙作的最后一讲，笔者特意挑选了诗册中仅有的一首咏物兼咏史之作，和大家一起品读袁枚的史论风格。

　　该诗是手稿的第十四题，名为《宋徽宗玉玺歌》，有序曰：

　　《宋徽宗玉玺歌》序

　　府经历郑坤得古玺二：一曰：“大观珍瑑”，刻最深，玉粹白微滞，疑为火蚀者，依今尺纵横一寸五分。一曰：“秘府珍藏”，刻稍浅，白微减而沁如碎瘢，纵横一寸七分。俱三尺螭龙钮，甲爪玲珑，蟠踞得势。按《宋史》大观二年，帝御大庆殿，受八宝，群臣称庆。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龟钮献者，文曰“羊天福延万亿永无疆帝”。又得良工，命作六宝，以合秦制天子六玺之数，与“受命”、“镇国”，通曰八宝。然则二玺之为徽宗无疑也。价索千金，予许以三百，卒不可得，怅然何极！敝家中所有书画遍摩印之，为作歌。

　　诗曰：

《宋徽宗玉玺歌》

郑君古之符玺郎，玢玩珍瑑家独藏。

朱文深入半寸许，螭龙蟠钮牙须张。

通天犀划太华雪，碧桃红洒麻姑霜。

千金难仿金刀凿，一见如逢古帝王。

忆昔道君全盛日，金装玉轴纷捃摭。

铜篆亲成《博古图》，法书聚作《大观帖》。

黄杨春满绛霄宫，花鸟余闲召玉工。

珠牌亲递刘妃手，画谱新翻艮岳风。

澄心堂纸萧梁绢，都在双螭品定中。

一朝兵扫汴城灰，帝去冰天玺不随。

红罗裹罢三重录，秋月寒生八宝辉。

可怜玉石无情物，不念官家手泽垂。

于今流落眼前过，千金难买愁无奈。

汉井烟消铜狄青，隋宫曲断琼花大。

且将书画集纷纷，广印朱砂压暮云。

莫嫌亡国亡家物，刘岳张韩总后尘。

橘色字《小仓山房诗集》定稿中有删改

　　这首诗与诗册中大多数诗歌不同，并非袁枚写作诗册时的近作，而是他早年的作品。该诗收入《诗集》卷二，即成诗于乾隆四年到六年之间，这正是袁枚在北京翰林院担任庶吉士的时间段。

　　对袁枚小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退隐随园后，与一般文人的不事生产大不相同，而是广营货殖，家资甚裕，所以尚好也颇丰富，自称：“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其中的珪璋彝尊，即是古董器物。事实上，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出，袁枚早在经济条件还很一般的入仕之初，就开始了古董收藏的活动。他看到府经历（府经历为知府属官，掌一府之内文移出入）郑坤家藏有两方古玺，一名“大观珍瑑”、一名“秘府珍藏”，根据《宋史》的记载，认定是宋徽宗“八宝”中的两方玉玺。所谓“八宝”，是天子八种印玺的总称。《唐律疏议》中称：“皇帝有传国神宝、有受命宝、皇帝三宝、天子三宝，是名八宝”。是以袁枚爱不释手，急欲购得，怎奈囊中羞涩，拿不出千金之价，只能忍痛割爱，以两玺为引子，作诗发思古之幽情。

　　在后人的概念中，袁枚是诗人、文人，向来不以学问名世，亦不以史论著称。事实上，作为一个“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的乾嘉士大夫，袁枚对于经史金石考据之学，也并非毫不关注。他的著作中有《随园随笔》二十八卷，即其读经史、正讹误的学问之作，且特留心于古今制度之辨，颇有经世致用之意。如《随园随笔》中有《政条类》，其中“两议”条曰：

　　今六部奏事，公卿意见不同者，许其两议。按《吕刑》曰：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孔《疏》有并两刑者，谓人犯两事，刑有上下。虽罪从重断，有两刑者，亦并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时以下刑为重，改下为上，故并亦上之。此即今奏事两议之滥觞。

　　袁枚从古代刑罚著作《吕刑》中“两刑并上”的说法，找到了清代奏议制度中“两议”的发源，颇有见地，能发前人所未发。

　　此外，袁枚因为诗尚性灵，标举真情，反对沈德潜“诗教”之说，所以他的咏史讽喻之作也常常被人忽视。事实上，袁枚的咏史诗不但数量不少，且很有特点，特重借古人往事，抒自己怀抱，有纵横之气、隽永之味，而不斤斤于考史述史本身。

　　袁枚最著名的一首咏史诗名叫《马嵬》，被收入蒙学著作《千家诗》中广为流传。诗曰：

《马嵬》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自古以来文人骚客登临马嵬坡，或叹惋香消玉殒，或扼腕奸佞误国，或惆怅连理枝断。而袁枚这样一个以轻佻好色著称的才子，到了这样的环境下，竟然以最朴实的语言、平白的用典，写出“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这样饱含仁人之心，同情劳苦大众，甚至带有贵民而轻君意味的句子，是真正的儒者之诗。钱仲联先生《袁枚传》评价“世但知枚以性灵为诗，不知枚以肝胆为文；但知枚有乐天之易，不知枚有史迁之愤。”可谓至矣。

昆曲长生殿剧照

　　乾嘉尚考据，许多迂阔夫子对袁枚咏史诗重抒怀而轻考证不大买账。袁枚对此不以为然，他在《随园诗话》中笑话考据家不能论诗，譬如曾经有人批评他的这句“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说杨贵妃并不死于长生殿。袁枚闻言大笑，反唇相讥：那么白居易《长恨歌》中有“峨眉山下少人行”，难道唐明皇奔蜀，就到过峨眉山吗？并总结说：“读史诗无新义便成廿一史弹词。虽着议论，无隽永之味，又似史赞一派，俱非诗也。”

　　书归正传，诗册中收入的这首《宋徽宗玉玺歌》，前几句以咏物为主，描摹玉玺的来源与形态。至“忆昔道君全盛日”一句，则转为咏史。先叙徽宗精书善画，风雅绝伦的帝王生涯。遥想这两方玉玺，不知钤过多少石渠珍秘、琳琅佳品，所谓“澄心堂纸萧梁绢，都在双螭品定中”是也。至笔下升平画尽之时，陡然一转，改写靖康惨变。正是“一朝兵扫汴城灰，帝去冰天玺不随。”行文间大有《长恨歌》“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影子。

宋徽宗墨迹

　　不过，既写靖康间事，不可回避的要提到宋金之战。而金的统治民族女真族又与清帝系出同源，这就出现了一个政治立场问题，特别是在文字狱最为酷烈的乾隆年间，对与金王朝相关的历史事件进行描写，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当然，这一问题在这首诗写成的乾隆初年（四年到六年间）并不明显。乾隆皇帝即位伊始，极力塑造自己的仁君形象，一度遏制住了其父雍正帝晚年因言罪人的风气，政治较为开明。因此，即便正在皇帝眼皮底下担任翰林院庶吉士，袁枚也敢在诗中写出“莫嫌亡国亡家物，刘岳张韩总后尘”这样的句子。直赞“中兴四将”——刘錡、岳飞、张俊、韩世忠四位抗金英雄能保家卫国、恢复半壁，政治立场十分鲜明。

中兴四将图

　　到乾隆十三年后，朝廷政风陡转，尤其是文字控制方面，较雍正末年也变本加厉，文字狱大案频频爆发。在手稿成书的乾隆二十三年，已经达到非常酷烈的程度。且乾隆年间文字狱案的爆发，多半是熟人间互相举发造成的，袁枚在此时敢将此诗原文抄录给庆兰这个满人贵公子，可见对他的信任程度。

　　不过，在晚年将此诗收入诗集时，袁枚只能对其进行重大改动。首先是对序文进行了大量删减，改为：

　　《宋徽宗玉玺歌》改后序

　　郑殿扬得古玺二：一曰：“大观珍瑑”，刻最深，玉粹白微滞，疑蚀于火，依今尺博一寸五分。一曰：“秘府珍藏”，刻稍浅，沁如碎瘢，博一寸七分。俱螭龙钮。按《宋史》大观二年，帝御大庆殿受八宝云云。然则二玺之为徽宗无疑也。不能得，不能忘，付之一歌。

　　此外，诗作的最后三句：“汉井烟消铜狄青，隋宫曲断琼花大。且将书画集纷纷，广印朱砂压暮云。莫嫌亡国亡家物，刘岳张韩总后尘。”被全部删去，改为“仙箓烟消宝篆存，灯檠土朽冬青大。几度摩挲忆倍怜，宣和遗事想当年。胜逢白发深宫女，同说红羊小劫天。”

 

宋徽宗像

　　修改后的诗文只是白描出诗人抚摸徽宗古玺，感怀宣和旧事的场景，仿佛面对靖康大劫难的亲历者——宋室的白发宫女，谈论那令人唏嘘的离乱日子。至于亡国亡家后的恢复之志，譬如“刘岳张韩总后尘”这样的句子，则不敢见诸笔端。

　　袁枚传世诗作四千多首，文章、书信等附梓文字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很多都涉及当时的政治人物与历史上的敏感题材，以他行事之张扬、冒犯权贵、同侪之频繁，能够不被揭举而以文字获罪，固然有尹继善等一众满汉高官的庇护之功，也有他个人在这一问题上异常小心的缘故。从这首《宋徽宗玉玺歌》的改动上，即可管窥一二。

结语

　　篇幅所限，笔者对这部袁枚手稿的介绍今天也将告一段落。尚有七题未及剖辨，书影罗陈与后，有心的读者可自赏玩之。

　　这部手稿的受赠对象庆兰虽是旗下贵公子，但性耽吟咏，不事生产，中年之后生计十分窘迫，又无子嗣。是以庆兰去世后，手稿大约也零落街市，不知为何人所得。到清朝末年，手稿收藏于河南武涉举人郭会昌（字景熙）家中，故跋文后钤有“景熙审定”“覃怀郭会昌珍藏书画”印记。后入藏浙江图书馆，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