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日期：2016-09-01
作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郑小悠
编辑：赵洪雅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随园主人，杭州钱塘县人。他生于康熙五十五年，逝于嘉庆二年，享年81岁，经历了清代所谓康乾盛世的多一半时间，算得上一位“盛世人瑞”。他一生除了短期在桂林、北京、西安游幕、任官外，绝大多数时间都活跃在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特别是南京、苏州两座城市。

　　袁枚是以一个非常耀眼的天才少年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在一首自述生平的诗中这样描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子才子，颀而长。

　　梦束笔万枝，桴浮过大江，从此文思日汪洋。

　　十二举茂才，二十试明光，廿三登乡荐，廿四贡玉堂。

　　尔时意气凌八表，海水未许人窥量。

　　自期必管乐，致主必尧汤。

　　“举茂才”，就是进学，获得了秀才身份。看过《儒林外史》的人都是知道，范进举茂才已经五十四岁，那还是在科举竞争程度一般的广东。而袁枚生活在文化最发达，科举竞争最激烈的杭州府，本人家境只是勉强小康，没有机会受到官宦子弟那样优质的教育，幼年阶段的文化启蒙主要来自母亲和姑母。在这种情况下，“十二举茂才”，可说得上是一个神童了。这件事令袁枚得意一生，并特意给自己刻了一枚印章，叫做“十二岁举秀才”，这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袁枚手稿，首页上就钤有这枚印章。

袁枚“十二岁举秀才”印

　　“二十试明光”，这更是一件令他特别得意的事情。是讲他在二十岁时，受到广西巡抚金珙推荐，参加了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博学鸿词科作为特科，在清朝只举办过两次，一次是在康熙年间，为清廷搜罗了大批有名望的明代遗老，构建政权合法性。另一次就是乾隆元年这一次。当时，被推荐来北京参加考试的都是朝野最有名望的宿儒，共一百九十三人，年仅二十岁的袁枚在这里面年龄最小，而且小得离谱。所以，当他到保和殿参加考试时，被很多王公大臣团团围住，争看少年才子。这当然是一件比十二岁举秀才更令人得意的事。不过，大约因为资历太浅，这次博学鸿词科他并没有考中。但因为参加考试本身已经让他在京城官场名声大噪，所以借此机会，他在北京结识了很多高官名流，并在朋友的帮助下捐了国子监生身份，从而有机会参加两年以后的顺天府乡试。

　　在这次乡试中，袁枚考中了举人，故有所谓“廿三登乡荐”，半年后连捷，高中乾隆四年二甲第五名进士，并且被选为了翰林院庶吉士，是为“廿四贡玉堂”。

乾隆四年殿试金榜，第二甲第五名袁枚赫然在列

　　到此为止，他的人生达到了明清时期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于是他又给自己刻了个印：“己未翰林”。此时，在科举中一片坦途的他，未来的仕途前程也风光无限。明清时期，向来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读书人能够以翰林起家，就有了当到一、二品高官，甚至首辅大臣的指望。一句“自期必管乐，致主必尧汤”，宰相之志跃然纸上。

袁枚“己未翰林”印

　　不过事与愿违，袁枚的仕途并没有他憧憬的那样顺遂。在翰林院做庶吉士这三年，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文人同事风花雪月，饮酒唱和，将读书做学问的事抛到九霄云外。等散馆考试的时间一到，诗赋时文尚足以应付，满文翻译却是两眼一抹黑。以致于考试成绩被列入末等，外放江苏溧阳知县。

　　在今天人看来，当个县太爷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实权在握。但在袁枚所处的时代，事情并非如此。以翰林之清贵放去当知县，升迁机会大减，获罪可能骤增，无异于流放。是以南下途中，袁枚心态颓废，诗句多是“三年春梦玉堂空”“生本粗才甘外吏”“玉颜如此竟泥中”之类。

　　不过，袁枚的家族一直以做师爷为生，在家学的作用下，袁枚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对民间疾苦还是颇为关心，也具备很强的吏干之才。担任知县后，就表现出非凡的行政能力。袁枚在江苏的溧阳、江浦、沭阳做了几任知县，口碑上佳，被百姓称为“循吏”，更得到父亲的肯定。这让他对知县这个工作的抵触情绪小了不少，在离开溧阳县时因为享受到溧阳父老夹道欢送的待遇，还百感交集地赋诗曰：

　　任延才学种甘棠，不料民情如许长。

　　一路壶浆擎父老，万家儿女绣衣裳。

　　早知花县此间乐，何必玉堂天上望。

　　更喜双亲同出境，白头含笑说儿强。

　　由于工作做得出色，袁枚被当时的两江总督，也是他在翰林院时候的老师尹继善，调到了两江首府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去做知县。在现代人看来，在大城市当官，不是更好吗？但在当时又不是这样。清朝有一句俗话，叫“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做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就是说一个人这辈子在省城当了知县，上辈子肯定是干了很多坏事，恶贯满盈。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省城高官如云，知县作为最基层的官，每天要不断应酬上司，毫无自尊可言。另一个原因是省城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税收要求也高，大小案件纠纷更多，知县很容易因为一点小错就触犯条例，想平平安安做满一任都很困难。这两个问题在袁枚身上反映得淋漓尽致。首先是第一点，就让袁枚这个心高气傲的书生很是难挨，写诗诉苦：“书衔笔惯字难小，学跪膝忙时有声。晚脱皂衣归邸舍，玉堂回首不胜情。”想自己堂堂一个翰林，每天跪此揖彼，实在不堪。更令他气恼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做了七年知县，好不容易得到恩师尹继善的推荐，升为高邮知州，却被吏部驳回。理由是江宁县乾隆十年的税收额没有完成，袁枚作为知县因此受到了处分，处分解除之前不能升迁。问题是，江宁县的亏空是前任遗留给袁枚的，却成为了阻碍他升迁的理由。这一年袁枚三十三岁，为官九年，仍然停留在七品知县的位置上。而和他同榜的状元庄有恭，却从翰林院一路高升，在此前一年已经升为二品的侍郎，并且即将到袁枚所在的江苏省担任巡抚，这样的落差令袁枚无法接受。这一年，袁枚辞职了，整个江苏官场都在为他可惜，但他自己却毅然道：“三十休官人道早，五十出梦我嫌迟”。从此以后，他决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袁枚辞职之后，在现在南京师范大学老校区的位置建造随园，大加经营。此后除了短暂出仕过几个月外，大多数时间都过着中隐于市的悠闲生活。他纵横游历，遍览东南大好河山；收藏文物，集聚了很多古籍字画；采访掌故，写了一部著名的神怪题材的笔记小说《子不语》。饱尝美食，把对饮馔的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总结一部吃货大全——《随园食单》。

　　晚年的袁枚广收弟子，其中包括不少女弟子，这好像是他一个标志性的特点。文人招揽女弟子之风始于明代，到清代风气渐盛，但多是招一二女子为弟子。到袁枚所在的乾隆年间，文人招女弟子已有多至十余人者，但若论人数之多，名气之大，成就之斐然，随园女弟子可称其最。据学者统计，向袁枚请业诗歌的女子大约有四十多人，主要生活在江南地区，特别是杭州、苏州两座城市。

女弟子随园请业图

　　随园女弟子中既有上流社会的闺秀，也有中小知识分子家庭的妻女，甚至还有贫寒之家的好学女子。袁枚最得意的女弟子是苏州才女席佩兰，她和丈夫翰林孙原湘同为随园弟子。袁枚第一次看到席佩兰的诗，就感慨其“诗才清妙”，怀疑是孙原湘代作。然而当袁枚到孙家做客，见到席佩兰挥毫立就的大作时，不禁击节叫好，赞叹席佩兰的诗才远在丈夫孙原湘之上，引为性灵派的知己。他为席佩兰的诗集做序称：

　　字字出于性灵，不拾古人牙慧，而能天机清妙，音节琮琤。似此诗才，不独闺中罕有其俪，其佳处总在先有作意，而后有诗，今之号称诗家者愧矣。

　　因为袁枚在文人圈的名气太大，其时许多达官显贵家族，都以让他来为自己的父祖写碑传墓志为荣。他的《小苍山房诗文集》，几乎就是一部康雍乾断代史，当时重要大臣的传记几乎都出自他手，朝廷重臣都以和他结交唱和为荣。他的乡试房师邓时敏曾经感慨，别人做考官录取了学生数百，而我只有两个学生，一文一武，就足以睥睨天下了。邓时敏所说的一文，就是袁枚；一武，是乾隆中后期的第一重臣，平定新疆、金川、缅甸的主将阿桂。可见袁枚虽然早已远离仕途，但其朝野人士心目中的实际地位。此处多说一句，这位录取了一文一武的邓老师，是四川广安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祖先。不但是自家老师，其他朝野之士也多有将袁枚、阿桂并提者。如江南名士钱维乔曾给袁枚写信，信中说：“夫相公（阿桂）固当代钧轴中第一流人，而足下亦领袖风雅、负海内盛名者也。古人谓得一知己可以不恨，仆何修？而得之于两公哉！”在钱维乔看来，作为一个官僚士大夫，如果从政的业绩能得到阿桂的肯定，诗文才华能得到袁枚的赏识，真是莫大的荣耀。而袁枚能以一在野之身而与首辅比肩，何其难得。至于赵翼初见袁枚文字，即赞其：“八扇天门詄荡开，行间字字走风雷。子才果是真才子，我要分他一斗来。”赵翼探花及第，才兼文史，是乾隆中前期军机处第一“笔杆子”，亦自认八斗之才不过分其一斗，坐实了袁枚文坛大宗主的地位。

袁枚的乡试同年，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

　　袁枚著作等身，在世时就曾自刻诗文集，其他著作如《小仓山房尺牍》、《随园诗话》等在他生前亦被大量印刻，存世版本极多。但是他的手稿，特别是手书诗稿留下来的却很少，现存浙江图书馆、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这部《随园诗稿》，可称其中的精品。那么，这部《诗稿》到底是怎样的来历，有何珍贵之处呢？在下一期的“芸台书话”中，我将带着大家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