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先生与中华书局渊源深厚，我们中华书局的人从来没有觉得郑振铎先生是“外人”，甚至很多年轻编辑都觉得郑振铎就应该是中华书局的人。

　　民国期间，二、三十年代，郑振铎先生就大声疾呼，我们需要“整理国故”，“整理旧文学”。他很早就提出了古籍整理要进行标点、校刊。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些是现代古籍整理的规范，但实际上这套规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陆陆续续建立起来的。一些整理规范的要点和思想是郑振铎先生在民国期间就已经提出来的。

　　1949年以后，郑振铎先生负责领导中国的文化工作，尤其是整理古籍这件事。中华书局到现在成立106周年，在这106年中，1958年是一个转折点。我们1954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在迁到北京之后的1954-1958年之间，中华书局的定位是没有确定下来的，一会儿做翻译，一会儿做农业，直到1957-1958年，才将中华书局定位为古籍整理的专业出版社。这中间郑振铎先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7年，中央开始酝酿要专门进行古籍整理的专业工作，1958年开始成立古籍小组，郑先生就是当时古籍小组的其中一位成员。他大声疾呼要整理传统古籍，在古籍小组的成立以及制定古籍整理新规划方面，郑振铎先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957年，他还专门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整理古书的建议》。对于中华书局来说，目前有这样的格局，郑振铎先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作为中华书局的老员工，要对郑振铎先生表示感谢。

　　第二，大家一般观念中认为郑振铎先生是一位学者，是一位收藏家，是一个文物大家，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出版大家。很多非常优秀的学者都有过一些编辑出版方面的经历，郑振铎先生早年就在商务印书馆当过编辑，更不要说他在民国期间编了大量的丛书。他编书不是甩手掌柜，开一个书目就完了，而是身体力行的，我们从陈福康先生的年谱里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1949年以后，《古本戏曲丛刊》委托中华书局来印。我进中华书局的时候还能看到当时《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那个毛本，我当时很幸福地把这批毛本从地下室搬到我办公桌边上的书架上，全世界只有这一套，现在已经收藏到中华书局图书馆了。所以，仅从出版业的角度来说，郑振铎先生在现代出版发展过程中也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第三，谈谈我个人。我1987年进入中华书局，负责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古本小说丛刊》，所以我当时读了大量郑振铎先生的书，包括他的戏曲书目，那是作为功课一样每天要读的，否则对那些书没有了解。所以我觉得郑振铎先生是流淌在我血液中的人物，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他是帮助我成长的一个人。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交流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