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7日（戊戌年九月三十日），寒风乍起。 

　　这一天正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冬，本是“蛰虫伏藏，万物冬眠”的日子，然而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五层的“文会堂”内，却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细一打听，原来这里正在举办“稽古  贯通  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 

　　走进会场，更被这火爆的场面惊呆。若不是确认自己身处国图，还真以为乱入了某个当红小生的见面会现场。这里汇集了下至中小学生、上至专业研究人员等形形色色的老中青三代观众，他们不再拘泥于原本的二百个座位，毫无怨言地或蹲坐在讲台前、或站立在间隙处、或拥挤在门厅口，只为一览北大历史教授的风采。 

　　本场讲座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陈苏镇教授，他分两讲做题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巩固——秦汉”的报告，分别从“秦汉帝国面临的难题”“秦朝的法治”“汉初的无为”“儒家的德教”“汉武尊儒”“西汉后期的改制运动”“王莽改制和篡汉”“东汉的抉择”八个方面，贯通思想史、制度史、政治史等多领域内容，对秦汉的历史与政治文化进行了细致阐述。让我对秦汉两朝历史、特别是政治大势的开展、演进有了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讲座伊始，陈教授首先对“秦朝的覆亡之因”给出了更为广义的解释，他不仅仅着眼于主流历史叙述中的“天下苦秦久矣”（即亡于暴政），而是将眼光放到秦的关中文化与六国东方文化的巨大隔阂上。秦朝在统一过程中，试图用统一的法律在东方各地移风易俗，改造东方社会，实现文化的统一，但在推翻秦朝的战争中，各地的表现却是不同的。表现最激烈的是南方的楚人，其次是齐和赵，至于关中秦地，则完全没有发生反秦暴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东方六国旧地中，楚地的固有风俗习惯和秦法相距过远，文化差异激发了冲突，导致楚人对秦的统治最反感，反秦也就最激烈。 

　　随后，陈教授详细介绍了汉帝国如何避免重蹈秦朝的覆辙。虽汉初仍坚持“据秦之地”“用秦之人”和“承秦之制”，但汉朝承秦亡之鉴，对于国家力量与地方文化、风俗的冲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以“郡国并行”制，缓解东西文化冲突，避免因汉朝法令与东方风俗的差异而再生事端。随着文、景二帝逐步削弱东方诸侯的实力，汉法进一步扩及东方，为避免蹈秦覆辙，儒术因而兴起，借助以仁治国安民的政治主张，逐渐实现文化的整合与统一。 

　　在汉儒政治学派的发展脉络方面，陈教授把握“以礼为治”和“以德化民”两条线索进行分析，主要介绍了提倡“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的《谷梁》学，以及主张性善情恶，强调“以德化民”的《公羊》学。自武帝以后，两派先后登上政治舞台，对朝廷政策施加影响，使汉朝政治在儒术独尊之后继续表现出大幅度的摇摆变化，使武帝至宣帝、元帝至王莽、东汉一朝又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具体而言，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受到重用，《公羊》学的思想获得统治地位，春秋决狱使得法律初步儒家化，王道渗透入霸道之中。西汉后期，宣帝继位，《谷梁》学大盛。受其影响，元帝时期进行了一场托古改制运动，但因外戚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未能有太大进展。成、哀时期，王莽以外戚戚团领袖的身份尊崇托古改制，加之以《左氏》学为核心的古文经学的兴起，推动改制运动走出困境，并于王莽时代达到巅峰。然而，随着东汉的建立，国家对元帝至新莽的改制运动基本变为否定态度，“以礼为治”的指导思想宣告失败。东汉汲取经验，定都洛阳，跳出以关中为本位的政治格局，进一步摆脱了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的束缚，为《公羊》学重新拨乱反正、重建汉家制度提供了机会。 

　　讲座中，陈教授也总结肯定了秦汉王朝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秦汉历史前后440年，其中秦朝16年，西汉215年，新朝15年，东汉196年。这是中华帝国建立和逐渐巩固的重要时期。中国很大，文化多元。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如何建立统一的国家，进行统一的管理，是个很大的难题。秦汉王朝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反复探索，最终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径，从此确定了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以史为鉴、以古为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本次“稽古  贯通  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场场座无虚席，汇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听众，堪称少长咸集。这恰恰证明了“史学热”的升温与传统文化的复兴，也预示着普通公众对于文化服务的诉求之大、之深。不可否认，举办历史讲座颇有不易，对选人、选题方面要求极高。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通力合作，甄选师资，充分顾及听众，力求使高雅艰深的学术转化为人人可懂、可读的讲词，提高社会公众的文化素质、知识修养，功莫大焉。作为一名普通观众，非常有幸能在此得到学习机会，期待听到更多专家学者的精彩分享。 

　　作者：安平 

　　来源：《藏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