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3日和11月30日的下午，在国家图书馆文会堂，笔者有幸现场聆听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教授题为《政治分裂与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的专题讲座。这场讲座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的系列讲座“稽古·贯通·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的第六部分。 

　　值得说明的是，这一系列讲座，也是纪念老一辈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11位北大知名学者主讲，可谓诚意满满。能够在一个系列讲座中，亲聆如此多位专家学者的玉振金声，实在是幸莫大焉。尤为令人动容的是，讲座场场爆满，座无虚席，甚至很多读者席地而坐。这些读者当中，上有耄耋之年的黄发老人，下有稚气未脱的少年学子，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济济于一堂。凡此种种，有力地说明了讲座的吸引力，北大学者的号召力以及中国古代史的魅力。 

　　叶炜教授即是这11位学者中的一员，他的专长在魏晋南北朝史和政治制度史，他正是以此为基础，将我们带回到那个乱如棻丝的历史阶段当中去的。这个时代，既有金戈铁马的战士，也有采莲南塘的莲娃；既有气吞万里如虎的胜利者，也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失意者；既有枕戈待旦、闻鸡起舞的英雄，也有白眼碌碌、南窗寄傲的名士。北方“五胡乱华”，南方“五马渡江”。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唱了一出热闹非凡的历史大戏。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分裂的时代，千头万绪，梳理不易。

　　叶教授的讲座分为两大部分，上半部分由东汉末年的形势讲起，追根溯源，讲述了东汉王朝的瓦解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并着重讲述汉代刺史一官，由负责监察的中央派出官员，演变为掌管一地军政大权的地方行政长官的过程，以说明地方权重的现象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由来。接着，又分析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和迅速崩溃。从统治集团严重奢侈腐化、宗王权重，及民族内迁引发的民族矛盾三个方面，给出西晋为何迅速崩溃的答案，着重讲述了宗王出镇和少数民族内迁，及由他们带来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等问题。本部分的重点在东晋南朝，而主线在于皇权的低落与回归。这个时代的演变趋势在于由南强北弱变为北强南弱，由东晋门阀政治发展到南朝皇权政治，掌权者（即皇帝）由高级士族到低级士族再到寒人，朝廷由士族当权到寒人掌机要。 

　　在东晋时期，着重讲述了由北大历史系田余庆先生提出的“门阀政治”这一概念。叶教授以“王与马，共天下”为例，分析了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特点。并将田先生的学术观点与日本内藤湖南等学者的观点进行比较，以突出田先生的学术地位。门阀政治实际只存在于东晋一朝，而门阀士族的影响却极为深远，这就形成了“门阀制度”。叶教授结合唐长孺、祝总斌等先生的观点，详细介绍了门阀制度在曹魏、西晋初步兴起，到东晋、南北朝达到鼎盛，再到南北朝后期衰落下去的整个过程。门阀制度的兴起阶段，由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到了鼎盛阶段，则由门品决定官品，而户籍上的士庶界限，一般说不再是以九品官品之有无，而是由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低来划分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也变得极为森严。及至衰落时期，士族在官吏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权逐渐削弱，寒人或庶人在官员中比重增加。结果士庶界线难以坚持，清浊之分逐渐淡化以至消失。 

　　到了隋代，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彻底衰落下去。而衰落的原因，则在于门阀士族的衰靡之气，远离实际的政治事务，远离政治权力的核心。继东晋皇权衰落之后，刘宋迎来了皇权的回归。南朝皇权回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军事因素不可忽视。皇权的回归也是有限度的，与北方政权无法比拟。刘裕建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皇权，也成为南朝基的本政治格局。首先，建立中央台军，加强禁军力量。其次，内用寒人，在中央任用寒人、恩幸掌机要；再次，外托宗室，任用皇子担任荆州刺史，宗室担任扬州刺史。叶教授通过寒人、低级士族担任中书舍人一职和任用宗室等现象，说明南朝皇权的回归。 

　　讲座的下半场，以民族矛盾为主线梳理十六国北朝的历史发展脉络。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即十六国北朝政治大势，胡化汉化与北朝主流论和分裂时代的历史遗产。这一时期东西势力的争夺，值得注意，正如日本学者川本芳昭指出的，这一时期的争夺，实际上是位于华北两大战略要地的两大势力——以长安为中心、据于关中地区的势力和以襄国、邺、中山等地为中心、据于关东的势力——之间的角逐。虽然北朝的局面比较混乱，其政治面貌却与东晋南朝有着明显的差别。相比于东晋皇权低迷，北方汉赵之异族军事专制却明显强化。这种皇权的强化，不止是历史的遗留，更多地源于政权本身集中化的权力。这一时期前秦、北魏、北周的三次统一同样值得注意，而三次统一不久，就发动了对南方的三次大战，即淝水之战、瓜步之战和平陈之战。最终，由源于北周的隋，完成了南北统一的历史任务。这说明中国历史具有统一的传统。之所以由北方政权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方皇权的强大。 

　　这一时期，存在着胡化与汉化的问题。在中古时期，存在着一个更为原始的状态，即胡汉杂糅与胡汉分治，在十六国和北魏前期特点明显。比较全面的汉化，始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北魏孝文帝在位（471-499）期间，可以490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主要是冯太后秉政，后为孝文帝亲政。两个阶段的主要趋势都是汉化改革。孝文帝于490年开始亲政，491年，确定北魏在五行中之位次，将东晋南朝宋齐、十六国定为僭伪，北魏承西晋之金德为水德，表明中华正统地位。太和十八年（494）由平城（今大同）迁都洛阳，并改革官制。继而通过定族姓、改汉姓，禁止鲜卑服饰、鲜卑语言，规定鲜卑贵族死后不能归葬平城等措施，全面推行汉化。这种激进的汉化措施，一方面使北魏政权在北方扎下根来，有利于北魏的统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北魏政权内部的分裂，即迁洛集团与六镇集团的矛盾。六镇集团的鲜卑人和胡化的汉人，仍然保留了胡化旧俗，与汉化的迁洛集团发生矛盾，最终酿成了六镇之乱，直接导致了北魏的瓦解。随后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都源于六镇。出现了胡化现象，东魏、北齐重新使用鲜卑语，还出现了“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的情况。北魏孝文帝改鲜卑姓为汉姓，而西魏宇文泰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恢复了胡族诸将的胡姓，还向汉人广赐胡姓。叶教授通过北周王光、叱罗招男夫妇墓志等实例，说明汉化是北魏孝文帝改汉姓的目的，但胡化并不是西魏复、赐胡姓的目的。从宇文泰改革措施的整体来看，不仅仅是单纯的胡化、汉化，或者说已经跳出了胡化、汉化，显示出其整合胡族与汉族，并别觅一途、标新立异、创立新制度的取向。在胡化与汉化的过程中，北朝的政治风气与南朝有着很大的差异。相对于南方的衰靡之气，北朝社会呈现出一股雄健之风，政治上也呈现出一股昂扬进取之风。承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之论，田余庆、阎步克等先生提出了北朝主流论。北朝主流论除了强调皇权之外，还强调官僚制度，两者都是北朝强于南朝。正如阎步克先生所说：“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最后，叶教授总结了魏晋南北朝隋唐400年分裂留下的遗产，即南方国土的开发，文化的整合及族群的凝聚。 

　　整场讲座围绕着统一与分裂的大势，南朝以皇权的衰落与回归为主线，北朝以民族矛盾为主线，分别展开。最后归结为，中国历史具有大一统的传统。叶教授特别指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统一的时间与分裂的时间相差无几，我们应当正视分裂时代，正视分裂时代的历史遗产。叶教授通过两个下午的讲座，有条不紊地将魏晋南北朝400余年纷繁复杂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叶教授乃是谦谦君子，温其如玉，整场讲座娓娓道来，让人如沐春风。在总共长达六个小时的讲座中，叶教授全程站着讲授，大家风范可见一斑。 

　　（转载自《藏书报》2019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