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科的专业是金属物理，与古籍风马牛不相及。可是，1978年，我获得历史赋予我的机遇，报考北京大学，改行学习古典文学。从此，我与古籍有了不解之缘。

　　好像是出自一种内心的呼唤，或许是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强大吸引，当时，林庚、冯钟芸两位先生为我和我的同窗定下了庞大的阅读计划。诗歌从《诗经》《楚辞》读起，散文从诸子读起。我三年研究生所读的，主要还是古籍的排印本，基本上都是清人整理过的文本。从这一点来说，还得感谢乾嘉汉学。1985年，我重回北大，跟随吴组缃先生攻读小说史。这一阶段，因为要写作博士论文，我开始比较多地接触线装书。那时候的北大图书馆，规矩没有现在这么多，线装书也可以一大堆或者带着匣子借出去，抱到宿舍里阅读。

　　1988年2月，提前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以后，我来到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工作，先是在参考部，后又被调到善本部。到北图以后，特别是到善本部工作以后，我与古籍的缘分大大地加深了。在北大的学习，培养了我对文学的感受力。到北图以后，我有幸看到大量堪称国宝的古籍善本，也认识了一些造诣深厚的版本学家。凭借善本部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学习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说是“恶补”。当时善本部严格的收藏、鉴定、修复、保护、阅览制度，培养了我对善本的珍惜、敬畏之心。

　　记得北图的前馆长、已故的任继愈先生曾这样感慨：“一天不读书，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我想，任先生道出了读书人，尤其是从事文字工作的人的深刻体验。书中虽然没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但确实有无穷的乐趣。特别是阅读古籍，就是与古人对话，听他们讲人生体验，讲悲欢离合，更可以想象古人的喜怒哀乐。古人的音容笑貌，恍如眼前。而一卷在手，增人知识，启人智慧，添人文思。

　　因为在善本部工作，学到的些许版本学知识，完善了我的知识结构，我也渐渐地对版本问题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开始研究十三经的单疏本，研究朱子的《家礼》。回想起来，这好像是一种考证版本源流的练兵。在积累了一些经验以后，我开始研究《太平广记》的版本。因为跟吴先生学的是中国古代小说，而《太平广记》正是宋前小说的总汇，所谓“小说家之渊海”，所以我决心选择《太平广记》正式开始我的版本研究之旅。而《太平广记》在大陆的几种重要版本恰巧都在北图，特别是沈与文的野竹斋钞本和陈鱣的校宋本，都在北图善本部。此后，我趁去韩国教学的一年，又收集到古朝鲜的《太平广记详节》。这是一个《太平广记》的选本，比谈本早了100多年。至此，资料充足。谁知道，研究完《太平广记》的版本，又在程毅中、白化文两位先生的鼓励下，进行《太平广记》的校勘，而这一校勘的成果就是20册的《太平广记会校》。我曾对任继愈先生表示：“《太平广记》这样的版本研究和古籍整理，我一生只能做一次了。”先生回复说：“做一个就够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