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韩永进一行来到位于成都的四川省图书馆，为“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揭牌，并为四川传习所导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故宫博物院书画装裱大师徐建华以及导师助理袁东珏、许卫红、欧萍颁发聘书。随后，来自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3家单位的青年古籍修复工作者共17人，向徐建华行拜师礼。

　　“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揭牌仪式后，学员与导师徐建华合影。

　　朴实庄重的仪式，总能伴随心灵的震颤。在一杯清茶的恬淡和一束百合的芬芳中，徐先生露出绝技后继有人、“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欣慰笑容。而对于这17个年轻学员来说，这次拜师，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古籍修复事业强烈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毕竟，传习的本质在于接连不断地传承发扬。传而后习，习而复传，一项传承千百年的技艺能否历久不衰，这个重担从这一天起就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今年可称得上四川文化领域的“古籍保护年”。3月，四川省内民营古籍修复机构——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就已获膺国家级古籍修复传习所称号，聘请的传习导师是古籍修复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杜伟生。四川文脉悠长，文豪辈出。郭沫若有诗云：“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杨雄与相如。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其文献、文物资源尤其丰富。唐五代以来，成都就是与杭州东西相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我国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开宝藏》就是在成都雕刻完成的，故又称“宋刻蜀版藏经”。宋代，四川的刻书中心移至眉山，著名的“眉山七史”、蜀刻唐人文集，都将蜀地文献史装点得熠熠生辉。

　　目前，四川全省古籍存藏总量超过200万册件，其中237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7家被命名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不过，由于气候潮湿、虫霉肆虐，四川省古籍破损情况十分严重。特别是基层县级图书馆，受经费等条件限制，古籍存藏环境难以保障，古籍虫蛀、霉变现象非常严重，亟须高水平专业修复人员。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不断推进，四川地区古籍保护的整体体制机制建设和资源整合已经趋于完善，古籍存藏数量较多的大馆设施设备等硬件水平也达到很高的水准。不过，目前全省一线古籍修复人员虽然人数居于全国前列，但以青年为主，有待名师指点。因此，杜伟生、徐建华两位享誉海内的修复大师先后膺聘传习导师，可谓四川古籍保护事业的画龙点睛之笔。

图书馆、博物馆、高校的跨系统联动

　　与以往的传习所相比，四川修复中心传习所组成单位最多、助理导师人数最多、学员人数最多。尤为值得一提的是，3家组成单位在现行体制下分别隶属于不同的行政系统，在古籍保存保护方面各具特色，相对优势十分突出。四川省图书馆拥有古籍近80万册，是省内最大的古籍存藏单位，新馆建有古籍修复中心200余平方米，正准备投入使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虽然存藏古籍数量相对较少，但多系传承有绪的善本杜集。草堂博物馆具有良好的纸质文献保护传统，一线修复师达到9人之多，且能兼修古籍、书画等多种纸质文物，修复实力最为雄厚。而四川大学图书馆在2014年建成投入使用的古籍修复室，是面向中西文古籍和近现代文献的综合特藏修复室，设备设施之先进居于全国前列，修复管理的科学化程度最高。

　　此次受聘的3位助理导师分别是3家单位修复工作的领军人物，她们的从学、从业经历，也充分体现出多系统联动的特殊优势。四川省图书馆的助理导师袁东珏是年近七旬的老修复师，她在1983年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古籍修复班，向图书馆界的修复大师赵嘉福学习。来自杜甫草堂博物馆的助理导师欧萍则是徐建华的得意门生。而3人中最年轻的四川大学图书馆助理导师许卫红，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诸多古籍培训班培养出来的青年修复师。同许多博大精深的传统技艺一样，古籍修复流派纷呈，不同技术手法与不同类型的文献、不同地区的存藏环境相适应，优秀的古籍修复师在修复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因书制宜。充分交流、博采众长，是古籍修复工作的必要条件。3家单位修复师们丰富的师承渊源和多门类的技术背景，正是跨系统联动设立修复传习所的突出优势，这必将为四川修复中心传习所未来的发展奠定厚重的基础。

　　我国现存汉文古籍由于历史原因，被分散保存在各级、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院所、博物馆、古籍书店，而民文古籍特别是宗教文献则主要保存在寺庙、道观等宗教场所。这些古籍存藏单位分别隶属于文化、教育、文博、宗教等多个行政系统。为了使各系统通力配合，保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顺利实施，四川省设立了厅际联席会议制度，在各系统之间统一协调。但由于各系统各单位保存能力、重视程度参差不齐，各系统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参与力度也不尽相同。此次全省三系统联动成立古籍修复传习所的创新性实践，不但为四川省古籍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夯实基础，也将为全国古籍修复传习事业的发展方向提供新的借鉴。

公藏单位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践

　　除了古籍修复的跨系统联动机制开风气之先以外，四川省的民营古籍保护产业和公私互补、古籍存藏单位向社会购买专业技术服务的运行模式也颇具特色。

　　3月，四川省内第一家被命名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传习所的“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就是一家民营机构。该机构初建于2005年。其时，几位志同道合的图书馆人，意识到省内古籍破损情况十分严重，且受现阶段人力、财力的限制，仅靠公藏单位的力量抢救修复数量如此之巨的古籍非常困难。出于老图书馆人爱书护书的朴素情怀，他们“抢救民族记忆，缝补文明伤痕”的强烈使命感油然而生，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古籍修复创业之路。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后，各级政府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迅速提高，并很快惠及民营机构。这一年，西部文献修复中心获得四川省文化厅、民政厅批准正式挂牌。2012年该中心在成都博物院的支持下将修复基地设在成都市区，2013年获得四川省文物局颁发的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书。此后，社会知名度和业务量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业务范围扩展到省内数十个基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高等院校，并开始承接四川省外，乃至东部地区古籍公藏单位的修复工作。修复对象也从早期的普通线装古籍，扩大到档案、字画、钱币、碑帖拓片，甚至珍贵的写、刻善本。他们对修复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为每部古籍都建立了完整的修复档案。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依然将青年员工送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办的各类古籍修复培训班进行系统培训。竭力购进大量昂贵的文献修复设备和各类修复用纸，甚至开始自行研制防霉防虫的仿古纸，并通过国家标准检测。

　　“十二五”期间，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开始全面铺开。受制于人员数量及专业化程度，许多基层公藏单位难以独立胜任普查工作。发现这一问题后，原本以从事古籍修复起家的西部文献修复中心，迅速利用在修复过程中学到的古籍知识，组织相关专业员工，成立了一支古籍普查小分队，承接包括都江堰市图书馆、西昌市图书馆、什邡市博物馆等十余家古籍公藏单位的普查工作。普查小分队的负责人李政，是从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退休的老专家。她不顾高龄病体，带领普查人员转战省内各家单位，甚至远赴条件极为艰苦的藏区，无论寒暑，长期加班、周末不休。他们在各单位的古籍书库中，打开被虫霉严重破坏的古籍，准确录入编目项，再将古籍整理上架，为四川省古籍普查工作的艰难推进贡献了很大力量。

　　201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古籍保护工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践行上述政策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必由之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西部文献修复中心设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聘请修复大师杜伟生为传习导师，是对四川古籍保护工作中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充分肯定和积极助力，并为其他省份古籍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除了汉文古籍保护的公私互动外，地处西南，沟通汉藏的四川省在藏文古籍的保存保护中，也充分践行了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工作模式。在郫县，藏族学者降洛堪布带领30多名藏族青年，成立了四川省藏文古籍搜集保护编务院。他们从广大藏区的寺院和民众手中收购、借入大量珍贵的藏文古籍，甚至包括松赞干布时期的古藏文写本。他们在对原生古籍进行保存保护的同时，将大量古籍影印出版，一些无法影印的古籍则人工录入、校勘其文字，并将出版的部分丛书捐赠给四川省图书馆。对于编务院的工作，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始终给予大力支持，将编务院指定为四川省汉藏文化交流基地，并多次邀请其负责人和员工参加省保护中心组织的业务培训。这一举措，是对方兴未艾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当然，由于古籍保存条件要求高、古籍修复对专业技能要求严格，社会机构参与古籍保护的技术水准和可持续性都很难控制，因此，如何既鼓励全社会参与古籍保护，又对参与古籍保护的社会机构进行有效指导和监管，是摆在各级文化管理部门和古籍公藏单位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川省古籍保护人物侧影

　　在古籍保护事业的运行中，体制机制的合理化、政府与社会的默契化，是事业运行是否顺畅的必要保障。但归根结底，古籍能否延年益寿、焕发新生，其核心要素还是人。古籍保护相关人才培养是否合理、人的积极性能否被调动、人的能力与工作需要是否匹配，是体制机制优势能否被充分使用，古籍保护事业能否有效进行的基本条件。作为文化大省、文献大省、文物大省，四川正因为有这样一批专业、敬业、职业的爱书、护书人，全省的古籍保护事业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拥有光明的前景。

杜甫草堂的母女修复搭档

杜甫草堂博物馆修复师欧萍、宋鑫母女正在工作

　　在四川文保界，杜甫草堂博物馆的修复师欧萍、宋鑫母女，称得上是一对抢眼的新闻人物。她们在博物馆举办的“草堂一课”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带着小学生学做拓片，因其活泼可亲的态度，深入浅出的教学，深受成都小朋友的欢迎。

　　51岁的欧萍是杜甫草堂博物馆修复室的灵魂，草堂博物馆副馆长方伟戏称，在修复这个行当，她和“大师”虽然还有一步之遥，但已经是“师”一级的人物了。而在欧萍的师父、故宫书画装裱大师徐建华的眼中，欧萍也算得上一位可以继承自己衣钵的成熟纸质文物修复专家。欧萍以1999年国家文物局在江西婺源主办的书画装裱培训班为契机，师从徐建华学习书画修复。“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后，随着博物馆系统对古籍保护重视程度的增加，她又在书画修复的基础上多次参加各类古籍修复培训班，并向省图的袁东珏请教切磋，纸质文献修复技术日益精湛全面。

　　更值得一提的是，不但自己数十年孜孜不倦从事书画、古籍修复工作，欧萍还为草堂博物馆带来了自己的女儿——“90后”的小修复师宋鑫。宋鑫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幼师专业，毕业后在成都最好的幼儿园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在欧萍看来，以女儿的蕙质兰心、回春巧手，不女承母业投身古籍修复，实在可惜。在母亲的鼓励下，从小也对古籍颇有兴趣的宋鑫辞去工作，到南京莫愁古籍修复学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培训。果然，只有一年学习经历的宋鑫，修复水平超过了很多进行了3年专业学习的科班毕业生。培训期满，莫愁学校的校长希望宋鑫留校工作，但宋鑫毅然回到家乡，和母亲欧萍组成了草堂博物馆高水平的母女修复搭档。现在，已经有3年工作经验的宋鑫技艺越发纯熟，得到业界的充分认可，正准备到即将在丹麦举办的“成都文化节”上表演传拓技术。

　　草堂博物馆的馆藏以纸质文献为主，主要包括字画、拓片和古籍。该馆修复室现有一线修复师9人，为四川省之冠。副馆长方伟说，草堂博物馆原本有两项绝活。其一，因为是中国最大的杜甫研究资料和杜诗书画收藏展示中心，系统收藏了宋、元、明、清历代各种版本的杜集万余册，明清至现当代杜诗书画作品3000余件，自然而然，草堂博物馆在纸质文献的装裱修复方面，也有着优良的传统和精湛的技艺。其二，草堂博物馆以蜀派园林闻名四川省，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专业人员青黄不接，蜀派园林技艺在草堂的传承被割断了，留下无尽的遗憾。有了这样的教训，草堂博物馆对纸质文献修复师的培养格外重视，将修复室安置在园内风景最幽雅的地方，即便在汶川地震后博物馆经营状况落到最低点时，仍然坚持支付大笔经费，将年轻的修复人员送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各类修复培训班去参加学习。日前，草堂博物馆已经在馆内游览区设计了大面积的开放型修复室，游客可以近距离观看到修复师的日常工作。

川图老书医和川大新骨干

　　和袁东珏在一起参观四川省图的古籍库，每拿起一册珍贵善本，就会听到她在一边说：“这是我修过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袁老师今年69岁，但看起来不过50出头的样子。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成天和书打交道，心静无忧所致。在来到川图之前，她曾在印刷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各类纸制印刷品的特质比较熟悉。1983年，已经进入川图工作的她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古籍修复班，亦步亦趋地向上海图书馆修复大师赵嘉福先生学习了3个月。回到成都后，她开始了长达33年的古籍修复生涯，修复了如宋本《茶经》、洪武《南藏》、明抄本《诸症辨疑》等珍贵文献。虽然2002年就到了退休年龄，但她退而不休，继续为川图古籍医病，并着眼于新一代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四川省内多家单位的中青年修复师都有向袁老师学习的经历，这其中就包括此次被聘任为传习所助理导师的四川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许卫红。

　　许卫红是个“80后”，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情报专业，读书时从未接触过古籍修复。在进入川大图书馆工作后，她辗转了许多部门，做着“万金油”的工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后，四川大学图书馆积极响应，派遣许卫红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中文古籍、西文古籍、藏文古籍、碑帖拓片等文献修复技术培训班，以及古籍普查班、管理班10余次，几乎开班必到。虽然从零开始，但善于摸索修复规律的许卫红边学边做，日常向川图和草堂的老修复师请教，参加学习班时吸收诸家之学，并与来自各省的学员们切磋交流，成长十分迅速，现在已成为川大图书馆修复室的绝对主力。更重要的是，从2008年开始学习古籍修复起，她就笃定地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将在这个领域固定下来，古籍修复是一份有独特魅力、值得全力付出的事业，而非仅仅是个养家糊口的工作。

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和它的护航者

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主任彭德泉在修复古籍

　　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的创始人彭德泉2015年突发中风，因为抢救及时，才得以恢复健康。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言辞总显得十分决绝，那是一种只有经历过大难、承受过重压的人才会采用的语气。譬如在谈到自己对西部文献修复中心未来发展的追求时，他说：“如果能有属于自己的高规格修复室、能把修复团队扩展到60人、能让每个员工月平均收入达到五六千元，我就可以安心闭眼了。”与这样的表达相对应的，当然是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分外艰难的创业历程。在2005年的初创时期，彭德泉的团队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修复师只有4人，而员工的月工资只有300元，还常常拖欠不发。而即使到了今天，磨剑十年，光环满身，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也只是刚刚实现扭亏为盈而已。换言之，在此前的十年中，他们一直做的是“赔本生意”。古籍修复不赚钱，即便做大，也只能赚点小钱。那么为什么还要做？还要豁出命去坚持？那纯粹是因为对古籍的爱，对古籍保护事业的情怀。彭德泉如是说。

　　彭德泉在创业前曾担任巴中市图书馆馆长，对四川省古籍破损之严重、修复之艰难，有着切身的感受。2005年，他办理了离岗待退，和几位图书馆界的同仁一起开办古籍修复培训班。图书馆向来都是“清水衙门”，图书馆人的家财微薄也自可知。因此，在创业初期，他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打游击”式的活动模式——男女老少齐上阵，在各个基层图书馆光线昏暗、密不透风的古籍库中培训、工作。现任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副主任的秦一，曾任广汉市图书馆馆长。她在任期间，率先邀请彭德泉带领的修复培训班到广汉图书馆修复文献，并深受其敬业精神的感染，竭力为他们筹措经费、提供场地、购置设备，让他们在广汉有了立足之地。秦一曾患有胃癌，术后身体十分羸弱。但从广汉市图书馆退休后，她毅然加入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团队，经受着比担任公职时大得多的工作强度。

　　现在就职于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的一线修复师，大多是“80后”“90后”，且不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入职之后，他们首先要经过长达9个月的职业培训，然后才能正式上岗。古籍修复是一项高度考验从业者耐性和持续性的工作，这些年轻人需要克服来自大城市诸多方面的诱惑，一门心思对着虫蛀霉变的古籍揭粘压钉。不过，从困难中走来的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带给员工家一般的温暖，消解了员工面对枯燥工作时的苦闷。无论曾经是IT人士还是家庭主妇，无论经历了母亲遭遇车祸还是本身就是聋哑人，这个团队里的员工都始终坚持着，学习着，钝学累功，不妨精熟。

　　正因为他们对古籍修复事业的诚可感人，这一既小众又利润微薄的机构，在一路走来的过程中，遇到很多为他们无私提供帮助的贵人。彭德泉每每谈到这一话题，都免不了眼圈泛红。首先是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律师协会副会长冯家辉。作为一名律师，冯家辉对古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了解和爱好，只是此前因为筹办法律图书馆，与彭德泉相识。当听闻了彭德泉等人艰难执着的创业经历，见到本省古籍的疮痍满目时，冯家辉倍加感叹，随即慷慨解囊，多次帮助西部中心解决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另一位是成都博物院院长王毅。作为一名文保专家，王毅对纸质文献保护，特别是纸质文献修复与西方先进技术接轨的问题有着自己的认识，欲实践而不得。当他听说还有这样一群老图书馆人，自发在民间筹建了一支文献修复队伍时，王毅对他们在文献修复的技术创新上寄予厚望，为他们提供设施设备和工作场所，并进行专业指导，帮助他们将业务重心扩展到成都。

　　2013年11月，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巧手慧心——纸质文献修复成果展”，展出其5年来为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等单位和私人藏书家承修的中文古籍、碑帖拓片、西文文献近百册（件）。这个不起眼的小机构，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西部文献修复中心被命名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的揭牌仪式上，彭德泉泪流满面，修古籍的“江湖郎中”终于获得了国家的认可，他十年间梦寐以求的结果终于实现了。苦难虽多，前景广阔，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实施，四川省古籍保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所有从事古籍保护事业的“爱书人”，必将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这样的幸福时刻。

　　（原文刊登于《中国文化报》2016年8月26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