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拓片文献”替代“石刻文献”更科学

传统认知中“碑帖”多狭义指向石刻拓本，实则拓片文献的范畴更为广泛，涵盖“碑帖、金石、甲骨、杂件”四大类，各类别既有鲜明特征，又共同构成完整的拓片文献体系。其中，“碑”与“帖”是拓片文献的核心主体，但二者本质差异显著：“碑”广义上包含所有带文字的石刻，诸如摩崖、造像题记、墓志、经幢等均属其列，最早可追溯至先秦石鼓文，距今已有2500年历史，其核心功能是“纪事”，属实用型文献，旨在将历史事件、人物事迹留存后世；“帖”则源于北宋淳化三年（992年）的《淳化阁帖》（现存最早的丛帖），距今约1000年，其诞生完全服务于艺术需求，故以横条石形制面世，方便人们在桌案上翻阅临摹，字体多为小楷、行书等，以适合科举应试与日常书写的要求，是古代书法传承的重要载体。

▲君车画像并阴（周大烈跋本）

除“碑帖”外，“金石”也是拓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类别与古代“金石学”一脉相承。“金”指青铜器，“石”即石刻，二者的拓片共同承载了金石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上海图书馆馆藏的“金”拓品类极为丰富，不仅有钟、鼎、簋、壶等青铜器的铭文拓片，还有匕首、戈、弩机等兵器，权、量等度量衡，铜镜、雁足镫等日用器物，以及虎符、龙节等古代信物的拓片，更包含清代嘉道年间兴起的“全形拓”，这类拓片既呈现青铜器的整体形制，又清晰保留铭文内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金石学的核心始终是“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因此铭文才是拓片研究的主体，全形拓仅为辅助呈现器物形态的手段，整理研究过程中需避免“重形制轻铭文”的本末倒置。

▲《六舟剔灯图》六舟拓本

杂件拓片则是拓片文献中极具鲜活色彩的类别，上海图书馆馆藏的此类拓片包括400余件古砚的“砚谱拓片”、紫砂壶全形拓、古琴拓片，甚至还有纪晓岚烟斗、苏东坡铁如意、吴越王涂金塔等拓片。这些杂件拓片的原件多收藏于全国各大博物馆，比如纪晓岚烟斗的原件便藏于故宫，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古代生活器物的形制，更通过器物上的文字信息还原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场景，兼具观赏性与文献性，为图书馆与博物馆开展跨机构合作展览提供了独特的素材。

除此之外，国家图书馆藏有35000余块甲骨实物，加上拓片，都是非常重要的特藏文献。所以我建议把普查“石刻文献”改成普查“拓片文献”，这样更科学，其覆盖面更广。

02 拓片文献的多元价值是普查的基础

石刻文献的价值体系涵盖学术、艺术、文物三个核心维度。艺术价值是当今图书馆将碑帖搬进展厅、吸引公众的核心亮点。这类文献多为名碑名帖，本身就是书法艺术的经典载体；而且碑帖中还包含大量图像元素——既有造像，又有装饰性的纹饰图案，兼具书法价值与美术价值。以上海图书馆为例，前几年推出的“大唐气象”“大汉雄风”等碑帖主题展览，正是凭借这份艺术吸引力，收获了极高的人气：观众中既有专业研究者，更有大量普通书法爱好者，足见其艺术价值对公众的覆盖面之广，也印证了碑帖展览在连接学术与大众间的独特作用。 

▲大唐气象——上海图书馆藏唐碑善本大展

当然，碑帖的学术价值也毋庸置疑，且同样多元深厚。从文献属性看，它是石刻文献的重要载体，兼具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字学研究价值，自甲骨、金文始，历经秦篆、汉隶、唐楷，数千年的铭文拓片史，本身就是一部“活的文字演变史”；从历史与考古属性看，每一块石刻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堪称“微型史书”，而石刻上的纪年信息（如石窟开凿时间、墓葬营窆时间），更能为考古断代提供关键依据，具备重要的考古价值。 

但在所有价值中，最易被忽视、却最核心的是文物价值——它是国家资产，是碑帖价值体系中“不可复制、不可转移”的独特存在，也是此次碑帖普查的一个重点。早在100年前，照相术、影印术的出现，已能让碑帖的文字、图像“复制传播”；如今数字化技术更能让其学术价值、书法价值、美术价值“化身万千”，走进寻常百姓家。但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对图书馆而言，真正拥有的、永远无法剥离的价值，只有文物价值。也正因此，碑帖普查的关键目标之一，不仅是“摸清数量”，更要“说明质量”，揭示拓本的文物价值。因为馆藏文献文物价值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一座图书馆在行业内的学术地位与公共影响力。

03 从“摸清家底”到“价值活化”

基于石刻文献的多元价值，碑帖拓本普查的意义便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家底统计”，而是延伸至“价值挖掘与活化利用”的深层目标，其核心可概括为“摸清数量与质量的两个底”。

数量层面，包括总量、副本量、占比量、传世量、资产量等维度。随着数字化工具的普及，数量普查的效率与准确性已大幅提升，三十年前需要依赖人工反复比对的残碑识别，如今只需将残字输入数据库，即可快速匹配到完整的碑刻信息，这为大规模开展全国普查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淳化阁帖（潘祖纯本）民国珂罗版 潘祖纯题跋

相较于数量普查，质量普查更具难度，也更重要，其关键在于版本鉴定——这既是碑帖编目的灵魂，也是后续价值挖掘的基础。版本鉴定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为学术研究提供物质基础，2003年上海图书馆计划研究《淳化阁帖》时，因馆藏近500套拓本均无版本标注，无法区分“肃府本”“关中本”“溧阳本”等不同版本，研究工作一度难以推进，最终只能通过逐一翻检比对才得以开展。其次，普查中的版本鉴定，可以为文博机构发掘被埋没的文化“瑰宝”，让原本尘封在书库的普通拓片，显露出善本的价值。比如上海图书馆最初整理碑帖时，达到“国家一二级文物标准”的善本仅144件；历经30年的精细化版本鉴定，这一数字，如今已经突破了3000件。另外，版本著录可以揭示拓片的文物价值，从而为拓本的分级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依据。通过鉴定，区分善本与普本后，可将珍善本进行重点保护和善本再造，而普本则可用于日常阅览与数字化传播，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平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碑帖善本具有显著的“孤本性”，这与古籍有着本质区别。由于碑刻或因自然风化，或因人为破坏，历经数千年间不断传拓，造成同一碑刻在不同时期拓印的拓本面目各不相同。即便同一时期的拓本，也会因拓工的不同，在文字字口、纸墨材质等方面呈现不同特征。这些善本碑帖历经后世不同藏家的收藏、装裱、题跋、钤印，造成了每一本碑帖善本都是“孤品”的特性。善本碑帖是没有“同款”，若有“同款”的拓片，那就是普通资料，也就无文物价值可言。碑帖拓片的这一特点，既是本次碑帖普查的重点，也是碑帖普查的难点。

来源：藏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