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程章灿 

　　近些年，由于专业研究的需要，我比较关注古籍整理与出版方面的各种成果。有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古籍整理出版界的一个观察员。同时，受个人兴趣的影响，我关注的对象又比较集中在集部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明清人全集的整理与出版，就是我近期关注的重点之一。据我的观察，2000年以来，也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明清人全集明显成为古籍整理与出版中的一个热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其内因与外因同样值得思考。这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经验值得总结，亦有弊病应该纠正。本文将明清人全集整理与出版作为一个案例，有针对性地进行解剖，目的是为当前古籍整理出版与研究工作提供借鉴，并期望有利于未来工作的开展。　　

　　解题 　　

　　从宏观角度来看，明清人全集主要属于集部；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又跟集部文献不一样。学过传统目录学的人都知道，在传统四部文献分类法中，集部之下又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等五种，其中并无“全集”一类。很显然，全集既与单收一人作品的别集不同，也与汇总多家作品的总集不同。今日所谓个人全集，例如清代学者钱大昕的全集，相当于钱大昕的个人丛书，是钱氏存世各类作品的汇编，故编者定名为《嘉定钱大昕全集》。此类个人丛书，若要溯源，或可举唐朝陆龟蒙《笠泽丛书》为例。《笠泽丛书》“为龟蒙自编，以其丛脞细碎，故名‘丛书’，以甲乙丙丁为次，后又有补遗一卷”。此书所录包括歌、诗、赋、颂、铭、记、传、序等，文体庞杂，“不类不次，混而载之”，故“得称为‘丛书’”。从总体上说，这些基本上都属于诗文作品，故《四库全书总目》仍将《笠泽丛书》置于别集类。另一方面，《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存目又收有陆龟蒙《耒耜经》一卷，而此书“旧载《笠泽丛书》中”，足证“丛脞细碎”的《笠泽丛书》，实有类似个人全集的一面。 

　　

（唐）陆龟蒙《笠泽丛书》 

　　“全集”作为书名出现，似乎是从宋代开始的。众所周知，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由于雕版印刷提供了极大的出版便利，中国的书籍从“写本时代”全面进入到“刻本时代”。南宋时代的文献，不仅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唐朝，也明显多于北宋。因此，宋代一些作家，特别是南宋的一些作家，往往不止有一种别集，将各种别集汇聚出版，就有了“全集”。例如苏轼文集，宋代就有多种传本，如所谓“东坡七集”。这些文集或者“分集编订”，或者“分类合编”，而后者往往用“全集”或“大全集”之名，如麻沙书坊就有《大全集》本。《四库全书》所收《东坡全集》之中，既有诗文各体，又有《易解》、奏议、内外制、《南省说书》及《东坡志林》等，涵盖经史子各部，确实具有“全集”的气象。又如《四部丛刊》中收有《后村先生大全集》，这个“后村先生”就是晚宋作家刘克庄。书名不但以“全集”名，而且以“大全集”标榜，显然是出于市场和传播的考虑。实际上，晚宋以降，刘克庄集不止一本，此一“大全集”多达一百九十六卷，篇幅最大，收录最全，足以覆盖他本，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总之，全集在宋代以后大量出现，与宋代出版业的繁荣和图书市场的拓展有关系。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书籍史进入刻本时代所产生的新现象。 

　　由此可见，“全集”可以作为案例，彰显图书市场对于图书出版的影响，宋代如此，今日亦然。很多人都看到过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程千帆全集》，并向我反映，此书并未将先师程千帆先生生前作品囊括无遗。实际上，这套书最初策划的时候，书名是叫《程千帆文集》，那时，程千帆先生还在世，出版社也有意以此书祝贺程先生米寿。不幸的是，程先生没有看到此书的出版。后来，出版社出于市场营销的考虑，就把书名从原来的《程千帆文集》改为《程千帆全集》。这个全集其实不全，书名中的“全集”，本来非程千帆先生的本意，而主要是出版社的意思。他们认为，这个书名有更好的市场效应。 

　　 

　　21世纪以前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其总量是相当有限的，相对而言，明代以前经典作家全集的整理出版略多一些。新世纪至今虽然只有十余年，却已有数量可观的明清人全集被整理与出版。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明清人全集的文献资料较多，有比较大的收集和挖掘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十几年出版形势使然。以前，只有少数元以前经典作家的全集有希望被整理出版，至于明清作家或者学者的全集，还基本上轮不到。而新时期以来，由于出版界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物质条件日益改善，全集出版也越来越多了。

　　必须承认，整理和出版古代作家作品，有必要采取全集的方式。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界的需要，也是文化出版业自身的需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考：整理出版全集与整理出版别集有什么不同？整理出版明清人全集，与整理出版其他时代人物全集有什么不同？明清人全集之整理出版，对明清时代的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有什么特别意义？本文将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一个案例，从以下诸方面展开评述和思考。 　　

　　现状 　　

　　总体上看，市场上有一些全集有名无实，号称全集，其实并不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全集无名有实，虽然不以全集标目，实际上收录相当齐全。这两者都在本文关注范围之内。 

　　进入新世纪以来，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之所以成为出版热点之一，与国家科研及出版基金的支持以及很多地方政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我们可以从项目构成角度，对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做简单分析。 

　　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里面有文献丛刊，不少清代人物的全集被列入这个文献丛刊。比如，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整理的《吕留良全集》，就属于清史文献丛刊之中的一个项目。除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国家层面的多种科研基金，比如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等，也非常重视文献整理，特别看重而且看好大型文献的整理出版，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就是其中重要一类。比如，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批准立项的重大项目中，就有明代作家王世贞全集的整埋与研究，首席专家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许建平教授。各省社科基金项目中，也资助了不少当地明清人文集的整理与出版。 

　　与此同时，不少出版社也把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列为他们工作的重点。这包括专业古籍出版社，也包括非专业古籍出版社，特别是很多地方出版社，也都积极响应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需求，从各种渠道筹措资源，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参与明清人文集的整理出版。近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投入很多资源和精力，整理出版了“明清人别集丛刊”。这套丛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点项目，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值得注意。顾名思义，这套丛刊所收都是别集，但是，其中有些书目，例如《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宋濂全集》《汪琬全集》《侯方域全集》等，都以“全集”命名，可以说是“别集中的全集”，因为收录较全；也可以说是“全集中的别集”，因为其中所收基本上都是文学作品。至少，徐祯卿、汪琬和侯方域基本上是文人，集部以外的作品其实不多，而宋濂的情况略有不同。所以，“明清人别集丛刊”中的这些全集，与前文提到的《吕留良全集》《嘉定钱大昕全集》等，是有本质不同的，至少吕留良、钱大昕等人都有比较多的集部以外的作品。 

　　 

　　《吕留良全集》，俞国林编，中华书局，2015年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较以往更加重视文化出版事业，增加资金投入。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以及各省市出版基金，对于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都给予大力支持。致力于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可以说是大资金、大项目、大投入、大产出。如果这类项目做得好，质量有保障，比较适合申报大奖，获得可观的社会效益，甚至可能市场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归有光全集》，严佐之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这类项目与各地文化名人密切相关，作为大型地方文化出版项目，有不少是由地方政府出面资助并组织实施的。比如王英志的《袁枚全集新编》，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作为“浙江文丛”的一种出版。所谓“新编”，是针对原江苏古籍出版社（今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袁枚全集》而言的。袁枚籍贯钱塘（今浙江杭州），但长期寓居江宁（今江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袁枚全集》之时，不仅将袁枚看作清代重要作家之一，而且将其看作江苏文化名人。“浙江文丛”是浙江省重点文化出版项目，将《袁枚全集新编》收录其中，显然是将袁枚作为浙江作家来看待。吕留良（浙江桐乡）、归有光（江苏苏州昆山）、顾炎武（江苏苏州昆山）以及陶澍（湖南安化）、陈夔龙（贵州）等人，其全集之整理出版，莫不得到家乡政府的支持。归有光和顾炎武的全集整理出版，都得到昆山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归有光曾在嘉定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当上海人民出版社举办《归有光全集》首发仪式时，不但苏州昆山市政府来人参加，上海嘉定区政府也派人参加，两地都把归有光看作自己的乡贤。陶澍是湖湘名人，2010年岳麓书社出版了《陶澍全集》，2017年又修订重版。这些年来，岳麓书社致为于“湖湘文库”的整理与出版，这是对湖南文献的一次系统整理。《陶澍全集》作为湖湘文献整理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得到了湖南省政府的支持。李立朴、徐君辉、李然编校的《陈夔龙全集》列为“贵州先贤全集丛刊”（贵州民族出版社），得到了贵州省出版发展专项基金资助。总之，很多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被列为地方政府的文化项目，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重视本地文化资源的发掘，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项目的设立和实施。 

　　 

　　《金圣叹全集》，陆林编，凤凰出版社，2008年 

　　还有一些明清人全集整理项目主要出自学者个人的设计。例如，《金圣叹全集》就是由已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林整理编校的。陆林教授是一个非常勤奋、十分认真的文献学者，可惜英年早逝，令人痛心。他编定的《金圣叹全集》，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明清人全集整理的范例。《金圣叹全集》由凤凰出版社2008年出版，其实此前已经出过一版《金圣叹全集》，2008年版是修订增补版。一般来说，明清人全集整理的工作量比较大，往往需要一个团队协作完成，而《金圣叹全集》却是由陆林一个人完成的。以一人之力，完成这样一部全集的编集、点校与出版，实非容易。清初著名学者李光地的全集，亦即《榕村全书》，洋洋数百万言，也是由陈祖武先生一人点校，同样令人钦佩。

　　总的来说，规模较大的全集由一个人完成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来说，这类工作需要一个团队。团队工作有利有弊。有的团队组织严密，配合良好，工作效率高，质量也有保证。例如有些团队是由同行友人组成，大家彼此兴趣相近，志同道合，也容易合作。团队组织形式怎样，工作效率如何，一要看团队负责人是否有担当，二要看团队成员能否齐心协力，三要看工作水平和工作态度。水平当然是有高下差别的，但有时候，工作态度更为重要。否则，团队负责人不负责，成员也不真正投入，任务层层转包，敷衍塞责，质量堪忧，进度也无从保证。 

　　明清人全集的整理者，就其学术背景来分析，有的是文学背景，有的是史学出身，有的则是从事文献学或者地方文史研究，背景不同，水平也参差不齐。这里所谓水平，既指绝对水平，又指相对水平。所谓绝对水平，指的是一般情况下体现出来的学术水准；所谓相对水平，则是指在某些特殊条件下、针对某些特殊对象特殊内容而体现出来的水平。例如，文学专业的人整理史学文本，未必能够得心应手，反之亦然。又如，如果文本涉及到地方文献，那么，地方文史研究者往往得天独厚。所以，策划或者组织大型全集整理时，要根据所整理文本的内容．寻找合适的团队成员，以期事半功倍。 

　　这些年来，除了明清文人的总集，明清学人和书画家总集的整理出版也很受重视。其实，明清时代，往往一人而兼具文人、学人或者艺术家等几种身份，很难截然分清。像李光地、王鸣盛、钱大昕这些人，其主要身份应当说是学人，而像王世贞、董其昌、文征明等人，则兼有多种身份。不过，像董其昌和文征明这样的人，其书画家的身份往往更受人重视。如何认定这些明清人的身份，与整理出版时采取什么样的着眼点是密切相关的。从文学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或者从地方文史的角度，有不同的着眼点，就有不同的侧重点，也就有不同的整理方式和成果形态。 

　　从整理方式来说，也许最简单的就是影印。说影印最简单，这本身很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说法。影印其实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也有很多讲究，高下出入很大。遴选底本，补齐缺页，介绍基本情况，都需要下功夫。有些影印全集拿到书就付印，不作底本选择与比对，失于粗糙。有的影印全集，对底本情况和整理情况不置一辞，没有一点说明，我称之为“光秃秃的影印”，失于粗疏。我碰到过这样一些全集，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交代谁是点校整理者，这倒不是雷锋式的“做好事不留名”，有的恐怕是不好意思署名，或者想逃避责任，怕读者来追究。影印一部书，尤其是影印古人的全集，最基本的要求是选对底本，对底本的来龙去脉作清楚梳理和简单描述。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陶敏、陶红雨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 

　　古籍整理形式多样，深浅层次也不同。影印、标点、校勘、注释，可以应有尽有，也可以循序渐进，由粗而细，因地制宜。全集整理也是这样。全集中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作为重点，先做较为细致、较有深度的整理，其他部分可以暂缓，先影印出版。影印不易，标点亦不易，至于校勘注释，更费时费力。六朝至唐代的作家，留下来的作品数量有限，有可能完成全集校注或者编年校注。比如，陶敏先生就做过《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颇为精细，但是，宋代作家全集往往数量更大，就不易收功。比如南宋刘克庄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多达196卷，没有标点，密密麻麻八册，读起来比较费力。前些年，中华书局出了一套《刘克庄集笺校》。这实际上就是刘克庄全集的笺校，但笺校没有从头贯彻到尾，很多文章并未加注。刘克庄作品有一个特点，由于他写得太多，难免自相重复，一个典故这个地方用，那个地方也用，诗中用，文中也用，笺校者应该把这些问题指出来。但是，刘克庄集规模太大，这本笺校做得很不彻底。明清时代的大学者、大作家，作品数量往往可观，又涉及较广的学科领域，全集笺注就更不容易，可以先做校勘或者简注。 

　　有些明清人全集，早在20世纪90年代甚或80年代就已经出版过，近年又再次整理出版。例如《船山全书》，岳麓书社初版于1996年，进入新世纪以后，岳麓书社领导托杨坚、夏剑钦二位先生细心审校，辑佚勘误，正讹补漏，质量较初版有明显提高。这也可以说明，这些年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确是一个小热点。 

　　

《袁枚全集新编》，王英志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的《袁枚全集新编》，是在20年前江苏古籍出版社版《袁枚全集》基础上重新整理编辑而成。关于两版的不同，王英志总结为如下三点：一是内容上有增删，原来江苏古籍出版社版收录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版不收了，江苏古籍出版社版原来没有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版现在增补了；二是旧版原来出于众手，王英志是主编，新版点校由王英志先生一人完成；三是旧版无校勘记，新版有了校勘记。新旧版的不同，主要是客观条件限制造成的。比如，有些文献资料当年还没被发现，限制了袁枚研究的文献视野和挖掘深度，新版才有可能增补这些新材料。又如，近年来，关于袁枚诗文集文献学研究方面有一个发现，袁枚诗文集单刻本与晚年全集本大不一样。早年的袁枚可能没有预料到自己能活到80多岁，巍然成为一代文宗，享有很高的文坛地位。到了晚年，他编定《小仓山房全集》时，对自己的诗文做了一些改动，有的改动还相当大。袁枚早年的一些单刻本别集，比如《双柳轩诗文集》，与后来《小仓山房全集》中所收诗文对校，颇有不同，甚至面目全非。依据《小仓山房全集》来编辑《袁枚全集》，不能不面对并且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早在2008年，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就专门撰文，对这个问题展开探讨。后来，他又指导博士生郑幸完成了学位论文《袁枚年谱新编》，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研究。这不仅是文本异文或者版本异同问题，而且关涉到袁枚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技巧，是个绕不开而且饶有趣味的话题。《袁枚全集新编》删除了旧版一些内容，也增补了一些新内容。旧版《袁枚全集》收录袁枚随园弟子及其亲人的一些作品，新版全部剔除。另外，托名袁枚的《详注圈点诗学全书》和《怪异录》，前者依托《随园诗话》，后者依托袁枚《子不语》，现经考订确认为伪作，新版就不予收录。与此同时，新版新收三种刊刻本（或篇目有出入，或多异文）、袁枚集外诗文尺牍、两种袁枚手稿，其中一种是纪游册（日记），一种是乾隆庚午辛未壬申手稿两卷，一直在袁氏家族后人手中深藏不露，最后还增附有关袁枚传记、年谱等参考资料。由此可见，整理明清人尤其是清人文集固然有困难和挑战，也很可能有意外的收获和突破，从某个图书馆或档案馆积满灰尘的书架上，从拍卖市场的某些拍品中，也许会有令人心动的发现。总之，尽管新旧两版只相隔20年左右，可是时移世异，重新整理校定就有了必要。这是学术研究日益深化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出版升级的需要。 　　

　　成绩 　　

　　毫无疑问，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首先是涉及面广，从明代、清代到近代，从书画家、名人、学者到文学家，应有尽有。下面所开列的名单挂一漏万，无意求全，只是为了举例说明而已。 　　

　　1．明代人全集，包括： 　　

　　《王阳明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董其昌全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归有光全集》，严佐之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凌濛初全集》，魏同贤、安平秋编，凤凰出版社，2010年； 

　　《冯梦龙全集》，魏同贤编，凤凰出版社，2007年； 

　　《李开先全集》，卜键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冯惟敏全集》，谢伯阳编，齐鲁书社，2007年。 

　　这里有思想家、艺术家，也有文学家。同是文学家，凌濛初、冯梦龙与归有光又有不同，除了是作家和编辑，他们还是出版家。　　

　　2.清代人全集，包括： 　　

　　《顾炎武全集》，华师大古籍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黄宗羲全集》，吴光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船山全书》，杨坚总修订，岳麓书社，2011年； 

　　《傅山全集》，尹协理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龚鼎孳全集》，孙克强、裴喆编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冒辟疆全集》，万久富、丁富生编校，凤凰出版社，2014年； 

　　《吕留良全集》，俞国林编，中华书局，2015年； 

　　《榕村全书》，陈祖武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 

　　《金圣叹全集》，陆林编，凤凰出版社，2008年； 

　　《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陈文和编，凤凰出版社，2016年； 

　　《嘉定王鸣盛全集》，陈文和编，中华书局，2010年； 

　　《宝纶堂集》，陈传席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 

　　《郑板桥全集》，卞孝萱、卞岐编，凤凰出版社，2012年； 

　　《包世臣全集》，李星、刘长桂点校，黄山书社，2014年； 

　　《纳兰性德全集》，闵泽平编，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 

　　明清之际的几位大思想家、大学者，包括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都出了全集，《傅山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原在1991年出过，2016年又出了一个新版，新版比老版有所充实，篇幅增扩不少。这一时期的作家比如侯方域、冒辟疆等等，全集也被整理出版。学者中，除了《榕村全书》《金圣叹全集》，我个人比较重视的是《嘉定钱大昕全集》和《嘉定王鸣盛全集》。钱大昕的学问令人高山仰止，《嘉定钱大昕全集》出来后，我就买了一套认真拜读。后来又有了《嘉定王鸣盛全集》。这两个全集都是扬州大学陈文和先生主持的，当然参加者不止他一个人。清代书画艺术家中，如郑板桥、陈洪绶以及包世臣等人，现在都有全集了。近十几年来，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尤其是书画研究领域，文献整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书画家全集的整理与研究，就是一个例证。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作品很受读者喜欢，他其实并没有太多作品，近年出现了一种《纳兰性德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标榜其全，显然是出于市场考虑。此本简体横排，其所设定的读者对象应是普通读者，所以，不仅汇集纳兰性德现存所有诗词作品，还加上注释和词作赏析。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注释和赏析当然是需要的。此书名为全集，实为别集。个人以为，如果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整理全集，似乎有些奇怪。要之，全集应该有全集的整理方式，与别集的整理有所不同，与选集的整理亦有不同。 　　 

　　

《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陈文和编，凤凰出版社，2016年 

　　3．近代人全集，包括： 　　

　　《弘一大师（李叔同）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陈夔龙全集》，李立朴等编校，贵州民族出版社，2013-2014年； 

　　《皮锡瑞全集》，吴仰湘编，中华书局，2015年； 

　　《廖平全集》，舒大纲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仪征刘申叔遗书》，万仕国编，广陵书社，2014年； 

　　《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2014年。 

　　近代名人及文人、学人的全集，近年来也出了不少，其中与清史文献丛刊有关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比如说晚清经学家皮锡瑞的全集。也有一些与清史工程没有关系，比如清代最后一任北洋大臣陈夔龙的全集，那是我的同学李立朴先生主持整理的。他效率很高，只花三四年时间就完成了，厚厚三大册，内容详尽丰富。至于近代名臣曾国藩的全集，已不止一次出版。 

　　 

　　《莫友芝全集》，张剑、张燕婴整理，中华书局，2017年 

　　其次，明清人全集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内容丰富。诗文创作、经史论著、奏疏书札、金石书画题跋，多学科的丰富内容是对整理者学力的挑战。比如最近出版的《莫友芝全集》（张剑、张燕婴整理，中华书局，2017年），多达12册。莫友芝学问广博，涉及面广。学文学的人可能觉得他是文学家，做文献的人觉得他是文献学家，精通版本学、目录学，做金石学的人觉得他是个金石学家，做经学的人，又觉得他是个经学家。这几个学科领域的内容，他的书里都有涉及，像《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文献学专业的人多半知道，而文学专业的人就未必了解。莫友芝的一些著作还涉及中国西南的地方历史，比如《黔诗纪略》，这是很重要的贵州地方文献，研究文献学或金石学的人未必关注这些。总之，整理出版像莫友芝这样学涉多方的人，对于学术研究特别有益，因为只有全集才能完整呈现莫友芝学问的面貌，呈现其所涉各门学问之间的彼此联系，从而认识莫友芝学术思想的“全人”。从全局的角度，以全集的文献为基础．研究莫友芝学术的各个方面，而不囿于某一学科视角，那么，研究视野及其深度、广度肯定迥异于前。 

　　在明清人全集整理方面，这些年取得的一个成绩是后出转精，精益求精。前文说到《袁枚全集新编》就是一个例子。《嘉定钱大昕全集》也有增订本。就整理质量而言，后出者水平一般总比前出者有所提高，总有一些修订。我再举一个例子。近代学者刘师培只活了36岁，却留下了相当可观的各类作品，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早在1997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就出过一个《刘师培全集》，它根据的是1930年代刘师培刚去世不久编定的《刘申叔遗书》，没有花多少功夫，既不全，也不精。后来，广陵书社把刘师培全集重新整理出版，就比中央党校出版社版的要好得多。再如陆林先生整理的《金圣叹全集》，此书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整理出版的，有些遗漏，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80年代能出这样一部书，应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时候编全集，有一些金圣叹的作品未收录，比如像金圣叹编的《小题才子书》就没有收，也没有费力做金圣叹诗文辑佚，校点也做的不够精。 

　　今人编辑出版明清人全集，哪些内容要收录，怎样收录，哪些不要收录，都是要考虑的问题。陆林重编《金圣叹全集》，比旧版增加的部分，主要是一些金圣叹批点的书和金圣叹编辑的书，比如《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金圣叹一生致力于编书和批点，对他来说，批点是很重要的，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他的诗文创作。为金圣叹这样的人编定全集，不收录其批点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他一生的主要功业，他的主要文学贡献。所以，决定全集收什么，不收什么，需要结合作者的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新版《金圣叹全集》能够突出金圣叹文献的特点，突出他的特殊性，充实了内容，增加多个附录，是应该肯定的。 

　　为明清人编纂全集，要为读者提供方便。知人论世，既读其书，就需要了解其人生平经历，全集中附录其人年谱或有关评论资料，是有必要的。这些年出版的很多明清人全集，基本上都有各种类型的附录，颇便读者。《金圣叹全集》末附《金圣叹年谱简编》《金圣叹著作序跋》《金圣叹传记资料》《“哭庙案”史料》等，使全书兼具资料汇编性质。另一方面，全集的整理出版是一项综合工程，以全集整理为基础和中心，可以作进一步开发。广陵书社发挥得天独厚的本地资源优势，配合当前社会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的热切需求，在整理出版仪征刘师培全集的同时，选择刘师培著作中比较通俗、普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书目，编辑出版了《刘师培国学讲论》六种（广陵书社，2013年），包括《经学教科书·伦理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国学发微》《读书随笔》《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国文学讲义》等。这是一套国学经典普及丛书，浅显易懂，其着眼点主要在于普及，但对于研究20世纪初的教科书编撰以及当时的国学教育，都很有意义。如何从全集编纂中挖掘内客，生发选题，广陵书社的这一个案给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装帧水平和印制质量上来看，这些年的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开本更大，版本美观，行款疏朗，用纸精良。总之，与上一世纪比较，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成绩很大，应该充分肯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更多展开了。 

　　（本文据第十六期全国古籍出版编辑培训班授课录音整理。整理稿经作者审定。经作者同意转载自《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8年第6期，注释从略） 

　　编辑 /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赵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