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日期：2016-08-31
作者：郑小悠
　　在古籍保护事业的运行中，体制机制的合理化、政府与社会的默契化，是事业运行是否顺畅的必要保障。但归根结底，一叶叶的古籍能否延年益寿、焕发新生，其核心要素还是人。古籍保护相关人才培养是否合理、人的积极性能否被调动、人的能力与工作需要是否匹配，是体制机制优势能否被充分使用，古籍保护事业能否有效进行的基本条件。在文化大省、文献大省、文物大省的四川，正因为有这样一批专业、敬业、职业的爱书、护书人，全省的古籍保护事业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拥有光明的前景。

　　女承母业的杜甫草堂修复师

　　在四川文保界，杜甫草堂博物馆的修复师欧萍、宋鑫母女，称得上是一对抢眼的新闻人物。她们在博物馆举办的“草堂一课”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带着小学生学做拓片，因其活泼可亲的态度，深入浅出的教学，深受成都小朋友的欢迎。

杜甫草堂博物馆修复师欧萍、宋鑫母女正在工作

　　51岁的欧萍是杜甫草堂博物馆修复室的灵魂，草堂博物馆副馆长方伟戏称，在修复这个行当，她和“大师”虽然还有一步之遥，但已经是“师”一级的人物了。而在欧萍十几年的师傅、故宫书画装裱大师徐建华先生的眼中，欧萍也算得上一位可以继承自己衣钵的成熟纸质文物修复专家。欧萍以1999年国家文物局在江西婺源主办的书画装裱培训班为契机，师从徐建华先生学习书画修复。“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后，随着博物馆系统对古籍保护重视程度的增加，她又在书画修复的基础上多次参加各类古籍修复培训班，并向省图的袁东珏老师请教切磋，纸质文献修复技术日益精湛全面。

　　更值得一提的是，不但自己数十年孜孜不倦从事书画、古籍修复工作，欧萍还为草堂博物馆带来了自己的女儿——90后的小修复师宋鑫。宋鑫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幼师专业，毕业后在成都最好的幼儿园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在欧萍看来，以女儿刻在基因里的蕙质兰心、回春巧手，不女承母业投身古籍修复，实在可惜。在母亲的鼓励下，从小也对古籍颇有兴趣的宋鑫辞去工作，到南京莫愁古籍修复学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培训。果然，只有一年学习经历的宋鑫，修复水平超过了很多进行了三年专业学习的科班毕业生。培训期满，莫愁学校的校长希望宋鑫留校工作，但宋鑫毅然回到家乡，和母亲欧萍组成了草堂博物馆高水平的母女修复搭档。现在，已经有三年工作经验的宋鑫技艺越发纯熟，得到业界的充分认可，正准备到丹麦的“成都文化节”上表演传拓技术。

　　草堂博物馆的馆藏以纸质文献为主，主要包括字画、拓片和古籍。该馆修复室现有一线修复师9人，为川省之冠。方伟副馆长说，草堂博物馆原本有两项绝活。其一，因为是中国最大的杜甫研究资料和杜诗书画收藏展示中心，系统收藏了宋、元、明、清历代杜集版本万余册，明清至现当代杜诗书画作品3千余件，自然而然，草堂博物馆在纸质文献的装裱修复方面，也有着优良的传统和精湛的技艺。其二，草堂博物馆以蜀派园林闻名川省，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专业人员青黄不接，蜀派园林技艺在草堂的传承被割断了，留下无尽的遗憾。有了这样惨痛的教训，草堂博物馆对纸质文献修复师的培养格外重视，将修复室安置在园内风景最幽雅的地方，即便在汶川地震后博物馆经营状况落到最低点时，仍然坚持支付大笔经费，将年轻的修复人员送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各类修复培训班去参加学习。日前，草堂博物馆已经在馆内游览区设计了大面积的开放型修复室，游客可以近距离观看到修复师的日常工作。在“草堂一课”中担当修复明星的欧萍母女，必将在古籍保护的宣传推广和社会教育领域，发挥更耀眼的作用。

　　省图老书医和川大新骨干

　　和袁东珏老师在一起参观四川省图的古籍库，每拿起一册珍贵善本，就会听到她在一边说：“这是我修过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袁老师今年69岁，但看起来不过50出头的样子。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成天和书打交道，心静无忧所致。在来到川图之前，她曾在印刷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各类纸制印刷品的特质比较熟悉。1983年，已经进入川图工作的她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古籍修复班，亦步亦趋地向上海图书馆修复大师赵嘉福先生学习了3个月。回到成都后，她开始了长达33年的古籍修复生涯，修复了如宋本《茶经》、洪武《南藏》、明抄本《诸症辨疑》等珍贵文献。虽然2002年就达到了退休年龄，但她退而不休，继续为川图古籍医病，并着眼于新一代古籍修复的人才培养，四川省内多家单位的中青年修复师，都有向袁老师学习的经历，这其中就包括此次被聘任为传习所助理导师的四川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许卫红。

　　许卫红是个80后，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情报专业，读书时从未接触过古籍修复。在进入川大图书馆工作后，她辗转了许多部门，做着“万金油”的工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后，四川大学图书馆积极响应，派遣许卫红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中文古籍、西文古籍、藏文古籍、碑帖拓片等文献修复技术培训班，以及普查班、管理班10余次，几乎开班必到。虽然从零开始，但善于摸索修复规律的许卫红边学边做，日常向四川省图和草堂的老修复师请教，参加学习班时吸收诸大家之学，并与来自各省的学员们切磋交流，成长十分迅速，现在已成为川大图书馆修复室的绝对主力。更重要的是，从2008年开始学习古籍修复起，她就笃定地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将在这个领域固定下来，古籍修复是一份有独特魅力、值得全力付出的事业，而非仅仅是个养家糊口的工作。

　　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和他的贵人们

　　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的创始人彭德泉2015年突发中风，因为抢救及时，才得以恢复健康。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言辞总显得十分决绝，那是一种只有经历过大苦难、承受过重压力的人才会采用的语气。譬如在谈到自己对西部修复中心未来发展的追求时，他说：“如果能有属于自己的高规格修复室、能把修复团队扩展到60人、能让每个员工月平均收入达到5、6千元，我就可以安心闭眼了。”与这样的表达相对应的，当然是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份外艰难的创业历程。在2005年的初创时期，彭德泉的团队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修复师只有4人，而员工的月工资只有300元，还常常拖欠不发。而即使到了今天，磨剑十年，光环满身，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也只是刚刚实现扭亏为盈而已。换言之，在此前的十年中，他们一直做得是“赔本生意”。古籍修复不赚钱，即便做大，也只能赚点小钱。那么为什么还要做？还有豁出命去坚持？那纯粹是因为对古籍的爱，对古籍保护事业的情怀。彭德泉如是说。

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主任彭德泉

　　彭德泉在创业前曾担任巴中市图书馆馆长，对四川省古籍破损之严重，修复之艰难，有着切身的感受。2005年，他办理了离岗待退，和几位图书馆界的同仁一起开办古籍修复培训班。图书馆向来都是“清水衙门”，图书馆人的家财微薄也自可知。因此，在创业初期，他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打游击”式的活动模式——工资低、人员少、男女老少齐上阵，在各个基层图书馆光线昏暗、密不透风的古籍库中培训、工作。现任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副主任的秦一女士，曾任广汉市图书馆馆长。她在任期间，率先邀请彭德泉带领的修复培训班到广汉图书馆修复文献，并深受其敬业精神的感染，竭力为他们筹措经费、提供场地、购置设备，让他们在广汉有了立锥之地。秦一曾患有胃癌，术后身体十分羸弱。但从广汉市图书馆退休后，她毅然加入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团队，经受着比担任公职时大得多的工作强度，继续从事古籍修复事业。

　　现在就职于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的一线修复师，大多是80后、90后的青年，且不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入职之后，他们首先要经过长达9个月的职业培训，然后才能正式上岗。古籍修复是一项高度考验从业者耐性和持续性的工作，这些年轻人需要克服来自大城市诸多方面的诱惑，一门心思对着虫蛀霉变的古籍揭粘压钉。不过，从困难中走来的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带给员工家一般的温暖，消解了员工面对枯燥工作时萌生的苦闷。无论曾经是IT人士还是家庭主妇，无论经历了母亲遭遇车祸还是本身就是聋哑人，这个团队里的员工都始终坚持着，学习着，钝学累功，不妨精熟。

　　正因为他们对古籍修复事业的诚可感人，这一既小众，又利润微薄的机构，在一路走来的过程中，遇到很多为他们无私提供帮助的贵人。彭德泉每每谈到这一话题，都免不了眼圈泛红。首先是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律师协会副会长冯家辉。作为一名律师，冯家辉对古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了解和爱好，只是此前因为筹办法律图书馆，与彭德泉相识。当听闻了彭德泉等人艰难执着的创业经历，见到本省古籍的疮痍满目时，冯家辉倍加感叹，随即慷慨解囊，多次帮助西部中心解决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另一位是成都博物院院长王毅。作为一名文保专家，王毅对纸质文献保护，特别是纸质文献修复与西方先进技术接轨的问题有着自己的认识，欲实践而不得。当他听说还有这样一群老图书馆人，自发在民间筹建了一支文献修复队伍时，王毅对他们在文献修复的技术创新上寄予厚望，为他们提供设施设备和工作场所，并进行专业指导，帮助他们将业务重心扩展到成都。

　　2013年11月，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巧手慧心——纸质文献修复成果展”，展出其5年来为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等单位和私人藏书家承修的中文古籍、碑帖拓片、西文文献近百册（件）。这个不起眼的小机构，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2016年3月，西部文献修复中心被命名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在揭牌仪式上，彭德泉泪流满面，修古籍的“江湖郎中”终于获得了国家的认可，他十年间梦寐以求的结果终于实现了。苦难虽多，前景广阔，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实施，四川省古籍保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所有从事古籍保护事业的“爱书人”，必将越来越多的感受到这样的幸福时刻。

　　（转自《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