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日期：2017-09-06
作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郑小悠
编辑：赵洪雅 

　　编者按

　　谨以此文纪念即将到来的第33个教师节——感谢古籍保护事业中传承梦想、教学育人的老师们。向他们说一声：老师们，谢谢您！老师们，辛苦了！

　　纸质文物如古籍、书画、碑帖的修复装裱，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技艺。明人周嘉胄在著作《装潢志》中，特别强调纸质艺术品修复装裱的重要性，称“装潢优劣，实名迹存亡系焉”。既然干系如此重大，那么“装潢”优劣的核心因素又是什么呢？周嘉胄开宗明义指出：是人。所谓“古迹重装，如病延医”，“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是也。 

　　时至今日，虽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与周嘉胄所处的时代不啻天壤之别，但在纸质文物修复装裱领域，手工技艺仍然至为重要。正因如此，“良工”的培养仍然是为“故物续命”的关键因素。不过，由于古籍修复技术难度大，学习周期长，培养成本高，以及特殊时期传统技艺中断、公藏单位人事制度与修复人才选拔需求不匹配等制约性因素相叠加，导致本世纪初古籍修复行业人才断档、修复技艺面临失传。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随着政策的调整，公藏单位古籍修复人员地位大幅度提高，高学历的年轻图书馆员乐于选择修复岗位作为终身职业，古籍修复人才梯队建设有了明显改善。 

　　然而，古籍修复作为一种“运用之妙，在乎一心”的传统手工技艺，历来以经验为尚。各门各派均采取师徒相传、口耳相授的教学方法，少见文字描述，更不要说标准量化。因此，即便年轻修复师有较高的文化起点，如果指点乏人，也不能独立掌握修复技巧、更遑论令残破珍籍“随手而起”。在这种情况下，老一辈修复师、特别是著名修复专家传帮带的必要性凸显出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之初，一些老修复专家虽然已退休，仍纷纷请缨出山，不但帮助本单位培养青年人才，还奔走全国各地，或担任传习所导师，或教授培训班课程，或在高校古籍保护专业执掌教席。 

　　上海图书馆著名古籍修复专家、74岁的赵嘉福先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实施后，他不顾疾病缠身，在全国多地主持修复培训班；先后在辽宁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三家修复技艺传习所担任传习导师；在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担任特聘教授，指导古籍保护专业硕士，将“大国工匠”锲而不舍的钻研奋斗精神代代传递下去。

　　成长在新旧交替之际的“幸运”国手

　　当今古籍修复界能称“国手”者有数人，技术特长各不相同，赵嘉福以“博雅”著称其间。所谓“博”，是指他技术全面：古籍修复、书画装裱、镌石刻字、碑帖传拓、碑帖装裱，五项全能。所谓“雅”，是指他的技术风神俊逸，无论手法还是作品，都兼具艺术气与学者气。 

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赵嘉福老师 

　　赵嘉福这一技术特点的形成，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抛开其他历史变迁不谈，单从一个修复师的学艺之路来看，他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其幸运程度不但同时代的同行难以企及，即便上溯下延，较之中国手工技艺传承史中的良工巧匠，亦堪称风云际遇。

　　1961年，17岁的赵嘉福被分配到上海图书馆古籍部修复组工作，是本组唯一的年轻人。当时与他同在修复组的，都是“带艺入馆”的老手艺人，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在上海、苏州、扬州、镇江等地,或独立经营书铺，或在大藏书家、书画家的私宅中做书籍字画的修复装裱。他们青年学艺，都是按照传统的师带徒模式，门派泾渭分明，手法代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老手艺人纷纷进入公藏单位，门派虽未完全打破，但手艺技巧已经有了交融互通的趋势。赵嘉福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进入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组的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手工技艺发展史大背景下开始学习修复技术的。

　　赵嘉福入馆后，正式拜苏派石刻国手黄怀觉为师。黄怀觉精于刻裱工艺，被郑逸梅先生誉为“刀法佳妙令人莫测，为近百年所未有”。因与大书画家吴湖帆相得，经吴引荐，就职上海图书馆。在采访过程中赵嘉福笑着回忆说，60年代的师徒关系与旧式手艺人师徒关系只有两个根本区别：一是不能打，二是不能骂。至于徒弟要在生活上敬师如父，在学艺时规规矩矩，那是绝没有二话的。师傅做活，徒弟打下手，师傅一个手势，徒弟就要马上把合用的工具递到手边，严丝合缝，决不会出错。

　　除了本门师傅外，在单位体制下，赵嘉福还可以借帮忙打下手的机会向组内各门各派老先生请教学习，这是旧式手艺人无法做到的。在学艺初期，赵嘉福向修复大家曹有福学习修书，向来自镇江、扬州的装裱师傅学习装裱。勤学苦练之下，他很快就在各个技艺门类上全面开花，对以苏、扬地区为代表的“南派”技艺有了较高程度的领悟。

　　1964年，文化部在北京图书馆举办古籍修复培训班，赵嘉福受上图委派北上进修。在北图期间，赵嘉福师从琉璃厂出身的“北派”国手张士达先生，边学习边实践，很快掌握了“北派”的古籍修复技法。赵嘉福说，南方北方因为气候条件和审美风格不同，修书、裱画、传拓的技法都不尽相同，二者无所谓高下之别，总以因地制宜为上。

　　在北图进修两年，兼习南北两派、技术日臻成熟的赵嘉福回到上图，担任修复组组长。80年代初，赵嘉福在顾廷龙馆长的举荐下，为上海龙华寺镌刻赵朴初先生题写的石碑，其技法之精妙备受业界嘉许。1990年，江泽民同志为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纪念碑题写“丹心碧血为人民”七个大字，上海市政府面向全国广求良工，先由应征者分别刻字，主办方再采取“匿名评审”的方式，择其最精善者中选。最终，赵嘉福在全国石刻高手中脱颖而出，亲手为陵园勒石铭刻。良工手迹，刀笔俱见，苍劲跌宕跃然石上，不但无忝国手之名，更堪与园内长眠烈士的丰功伟业相匹配。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除了修复师的本行技艺之外，赵嘉福的过人之处更体现在另外两点上：一是艺术气，二是学者气。换言之，如果只是在技术方面师承名家、既精且博，那么如陆游诗中所说，也只是“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称之能工巧匠可也，称之“国手”则有所不及。那么怎样的经历才能成就“国手”呢？赵嘉福用他的“幸运”告诉我们：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工作中的赵嘉福老师 

　　看过赵嘉福演示碑帖传拓的人都说，赵先生传拓的技术手法带有很强的艺术表演性，令人叹为观止。单是用鬃刷将湿润的薄纸紧覆在碑面上这一个步骤，他就能肘腕并用，将刷子舞得虎虎生风，令刷子在与纸的碰触摩擦中发出节奏感极强的“唰唰唰”声响。其动作之协调、风度之潇洒、韵律之明快，技法之圆熟，让已经有些基础的学生们既瞠目结舌，又自惭形秽，慨然笑曰：这回知道为什么管行家里手叫作“有几把刷子”了。

　　赵嘉福技术中近乎天成的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从事古籍修复之前的职业——上海民族乐团的二胡手。赵嘉福自小热爱音乐，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民族乐团，专业学习二胡演奏，后因困难时期文艺单位要压缩编制，才转岗到了上海图书馆，改行古籍修复。这段时间不长的艺术工作者经历，给赵嘉福后来的修复师生涯带来深刻的影响。首先是磨炼耐性，练习演奏的枯燥与修书裱帖的寂寞是相通的，能让一个十七八岁小伙子静得下心、沉得住气。其次是塑造审美，学艺术的人在观察力、感受力、表现力方面往往更胜常人一筹，这也是赵嘉福修书传拓能在平整清晰基础上更讲求精美灵动的原因。

　　除了艺术气，赵嘉福的作品中还颇有学者气。自古以来，古籍、书画、碑帖的修复装裱，因与文人学士的生活情趣联系紧密，故而修复者需重“文气”、淡“匠气”，才能为人称道。对于这一点，十七岁开始学修复的赵嘉福并不理解，但有心培养他成才的上海图书馆老馆长、著名学者、书法家顾廷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自赵嘉福步入上图修复组伊始，顾廷龙馆长就亲自为他制定了传统文化学习方案：除了让他到夜校上课，获得高中文凭之外，顾廷龙又邀请上图古籍部的潘景郑、瞿凤起二位先生为他讲授古汉语与版本学，每周一个半天；自己辅导他学习书法，每天一个小时。

　　潘景郑出身吴县潘氏，乾隆以后代出名宦。潘氏家族雅好藏书，如潘祖荫“滂喜斋”、潘祖同“竹山堂”等都享有盛名。潘景郑是潘祖同之孙，师承章太炎、吴梅等大学者，在合众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馆、上海图书馆任职，学问渊博可想而知。瞿凤起是晚清四大藏书家、常熟铁琴铜剑楼的继承人，一生致力版本目录之学。新中国成立后，瞿氏家族将藏书捐让给北图、上图等馆，瞿凤起本人则赴上海图书馆就职。顾廷龙馆长与潘、瞿二位先生的组合，让当时的上海图书馆星光熠熠。能同时得到这样三位大家的指点，大约是一流高校专门研究古典文献学的博士生也难有的荣幸，而以赵嘉福的幸运，却让他们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启蒙老师。今天，当学生们惊叹“国手”赵嘉福修复古籍时能看版本，刻字刻碑能展现书法的精神时，自然也能认识到传统文化底蕴对于修复工作者境界提升的重要意义。

（转载自《中国文化报》2017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