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渠先生遗书》

　　魏校，字子才，号庄渠。苏州昆山人，明成化十九年（1483）生，嘉靖二十二年（1543）卒。弘治乙丑（1505）进士。历南京刑部郎中、广东提学副使、江西兵备副使官，累迁国子祭酒，太常卿，谥恭简。魏校曾居苏州葑门之庄渠，故自号庄渠。魏校著述主要有《六书精藴》和《庄渠先生遗书》两种，《六书精蕴》是其侄子魏希明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所刻，《庄渠先生遗书》则是魏校身后所刻，也是魏校著述的合集。

　　《庄渠先生遗书》有十二卷、十六卷和二十六卷三个版本，三个版本内容有增补，但是行款、字体和版框一以贯之。二十六卷本刻成之后，魏校著述未再刊出，也没有翻刻和补板，但是，《庄渠先生遗书》在流传过程中，仍然有一些疑惑与分歧，值得我们关注。

　　体例上的延续和变更

　　明嘉靖四十年（1561）夏，苏州知府、太原人王道行为“表彰先贤文集，以崇正学事”，征得魏校门人、军事学家郑若曾家藏的魏校遗书若干卷，予以刊行，校刊事宜由王道行主持，归有光校对。遗书按文类分为十卷，分别是：卷一“奏疏、经筵、讲章”，卷二“讲义”，卷三、卷四“书”，卷五“说”，卷六“序”，卷七、卷八“谱牒”，卷九、卷十“公移”。在刊刻这些遗书的同时，又搜集到一些文稿，这些文稿全部是“书”类，虽然前面文稿中包括了卷三和卷四两卷“书”类，但前文已经刊就，新搜集的“书”不便与其合并为避免目录和内容有两部分“书”类，在体例上引起混乱，编校者便将后来搜集整理出的“书”命名“拾遗”，在“拾遗”之下再按文类标注“书”。后整理的“拾遗”分为两卷，续于十卷之后，成十二卷本。

十二卷本卷端

　　十六卷本是在十二卷基础上增刻的，增刻了“书”“说”“序”和“志铭”四个文类，分四卷，其中，前三卷是“书”，最后一卷是“说”“序”和“志铭”合卷。新增的四卷目录和内容延续了之前十卷补二卷的做法，续于十二卷之后，继续称“拾遗”，形成十六卷本。

　　十二卷本刻于嘉靖四十年（1561）夏，十六卷本刻于嘉靖四十年（1561）六月，从序文和牌记看，两个版本几乎同时刻成，由于十六卷本内容更丰富，很快便替代了十二卷本，所以，目前十二卷本并不多见，只有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四家机构有收藏。

　　嘉靖四十二年（1563）仲春，在十六卷本的基础上，《庄渠先生遗书》再增补了六种十卷经史文稿，分别是《大学古文》一卷、《大学指归》一卷、《周礼沿革传》四卷、《春秋经世》一卷、《经世策》一卷、《官职会通》两卷，与之前的十六卷合成二十六卷本。所不同的是，十二卷本和十六卷本所收录的都是魏校的文集，后增补的十卷则是他的理学著作，目录和内容都无法与前十六卷合为一体。所以，续入的十卷经史文稿便自成体系，有单独的目录和内容，但题名还是《庄渠先生遗书》。

　　二十六卷本经史文稿卷端

　　从苏州府官刻到魏校家人自刻

　　从十二卷本到二十六卷本，校刊者是有变化的，十二卷本和十六卷本由苏州府组织刊刻，二十六卷本续刻部分则由魏校之子所为。

　　十二卷本由苏州知府王道行主持刊刻，各卷卷端刻有“门壻归有光编次”大字一行。装帧成八册，每册的尾页刻有“苏州府知府太原王道行校刻”两行字，凡两卷合为一册者，只有后一卷的卷末有校刻题记，其他卷则没有。归有光与捐出魏校稿本的郑若曾同是魏校的门生，也同是魏校弟弟魏庠的女婿，所以，十二卷本归有光姓名前刻有“门壻”二字。

　　十二卷本校刊题记

　　十六卷本较十二卷本，在卷前增加了嘉靖四十年（1561）六月苏州府知府的牌记，府牌要求昆山知县亲自校正《遗书》，并批示刻书经费从苏州府和昆山县的“无碍脏赎银两”支出。在增刻十六卷时，前十二卷正文内容未增减，但是将“门壻归有光编次”和“苏州府知府太原王道行校刻”的板刻文字铲掉，卷端另刻“苏州府知府太原王道行校刻、昆山县知县清河张㷆同梓、门人归有光编次”小字一行，增加了昆山县知县张㷆的名字。所以，十六卷本的校刊是苏州府和昆山县共同主持的。

　　十六卷本、二十六卷本卷端

　　二十六卷本刻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此前一年，王道行已卸任苏州知府，另任苏松兵备副使。离开苏州，就不便要求苏州府和昆山县出资刊刻续集，所以后续刊刻的十卷由魏校之子魏中甫所筹划，门生俞国振与安希尧协力赞助而成。这一情况，在二十六卷本新增的俞国振序文和刊刻题记都有体现。增刻二十六卷时，并未剜补前十六卷的校刊题记，只是在新增的后十卷卷端，刻了“兵备副使太原王道行梓、门人归有光校”一行或两行，此处，王道行已被称为兵备副使，校刊人也不见昆山知县张㷆。另外，俞国振在叙文中也提到：“我师《遗书》，大宪副龙池王公已梓行，其《周礼沿革传》《春秋经世》《经世策》《朱子遗书》俱未及梓。……我师嗣子中甫谋并梓行，国振敬与门下士安希尧辈协力赞助，共求胜事”。说明后续十卷集刊一事，是由魏校之子魏中甫所筹划，门生俞国振与安希尧协力赞助而成的。安希尧是擅长铜活字印刷术的无锡人安国之曾孙，家族世代刊刻图书，他本人也刻过《吴皋先生续集》四卷，请他协办，必然与其丰富的校刊书籍经验有关。

　　十六卷本、二十六卷本苏州府牌

　　近代以来提要和著录中的几个问题

　　魏校著述，旧文献多有收录。《明史》“艺文志”有两处记载：子部儒家类收“《庄渠全书》十卷”，集部别集类收“《庄渠文录》十六卷《诗》四卷”；《千顷堂书目》也有两处记载：集部别集类收“《庄渠文录》十六卷又《遗书》十卷又《诗稿全篇》四卷”，子部儒家类收“《体仁说》一卷又《庄渠全书》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皆收“《庄渠遗书》十二卷”；《嘉业堂藏书志》收“《庄渠魏先生遗书》十六卷”，皆与现存版本无异。不过，自清末以来的提要和著录中，仍然存在一些分歧。

　　一是体例。清人董康在《嘉业堂藏书志》提出：“卷十一至卷十六，‘拾遗’。内，‘书’居十之九，当时编次，不附丽三、四两卷之后，不详”。他提出的问题是：卷十一至卷十六是“拾遗”，共有六卷，其中五卷都是“书”，占“拾遗”比例有十之八、九，这么多的“书”，却没有与卷三、卷四的“书”合刻在一起，而是在“拾遗”之下分出一个“书”类。究其原因，有可能为十二卷本流传不广，他并没有看到十二卷本，因此无法将十二卷本和十六卷本结合起来看，也不了解该书有十卷续十二卷、十二卷续十六卷两个编校阶段，“拾遗”是在前卷已经刻成，后卷相同文类无法并入的情况下所为。

　　二是底本。清乾隆年间，《庄渠魏先生遗书》被收入了《四库全书》，所入内容是十六卷本。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却称此书为十二卷。关于卷次相悖问题，王重民先生认为《总目》和《简目》作十二卷是“六”和“二”的文字之误，他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一书中提到：“按卷十一至十六题为《拾遗》，《总目》《简目》作十二卷者，字之误也，《库》书实亦十六卷。卷内有：‘皇十一子印章’‘诒晋斋印’‘张在辛印’‘卯君’等印记”。有“皇十一子印章”等印者是清代成亲王永惺的藏书，这部书现存国家图书馆，未作四库底本，而国家图书馆同时有十二卷本一部，内有翰林院印及四库馆臣校改字样，却是四库底本。按《四库采进书目》的记载，编纂《四库》时，先后收到过四部《庄渠先生遗书》进呈本，十六卷本有三部，其中的两部由浙江汪启淑家和山东巡抚进呈，一部由浙江采集而来，十二卷本有一部，是山东巡抚进呈本，正是国图所收藏的四库底本。《总目》和《简目》在提要中说明所采用的是“山东巡抚采进本”，与《四库采进书目》的记载是一致的，也有底本佐证，所以，《总目》和《简目》所说十二卷并非文字之误。至于卷数不同的原因，大概是所依底本不同所致，《四库全书》抄写的底本是十六卷本，而撰写《总目》和《简目》时所依为十二卷本。

　　三是著录。与十二卷本一样，二十六卷本也流传较少，目前，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和“台北图书馆”收藏了全本。由于二十六卷本的前十六卷和后十卷文类不同，体例不同，目录和内文也各自成一体，所以，三家机构在著录时便产生了分歧。北京大学作丛书，称《庄渠先生遗书》七种；山西省图书馆入集部，称《庄渠魏先生遗书》十六卷又十卷；“台北图书馆”也入集部，称《庄渠魏先生遗书》十六卷《附录》十卷。受各家著录影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总目》也未将这三部书作同一种书处理，如果不作版本调查，很容易被误导。

　　（转自《藏书报》2022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