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传入日本后，多年来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宪法十七条》第一条第一句“以和为贵”，成为日本采用儒家思想治国理政之滥觞。

　　《论语义疏》是南朝梁皇侃采录数十家通儒旧说，在何晏《论语集解》基础上，补诸书之未至，援证精当，博极群言，使梁以前诸家古注得以保存至今，是何晏集解之外《论语》的主要经注之一。魏晋时期，《论语》成为士人清谈之资，注家蜂起。除三国魏人何晏《论语集解》以外，晋代江熙又集十三家之说编为集解。南朝梁皇侃采用江氏集解及通儒旧说为何晏《论语集解》作注，是南朝《论语》主要注疏之一。平安时代初期以前，何晏集解与皇侃义疏等8种《论语》文本均已传入日本。

　　《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至唐时已有抄本传入日本，南宋乾道、淳熙以后亡佚，直至清乾隆年间才从日本传回中国，可谓久佚重光，终成幸事，堪称中日书籍交流史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