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字是怎样构成的？

　　西夏正式建国之后，新创的文字很快在现在的宁夏、甘肃和内蒙古西部地区普及开来。即使王国在1227年覆亡，西夏文也并没有马上被废弃，只是在16世纪以后才变成了无人使用的死文字①。从那时起，西夏文化的殿堂向世人关闭了大门，直到20世纪初人们才重新掌握了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番汉合时掌中珠》。

　　① 时间最晚的西夏文字遗存是保存在河北保定莲池公园内的明弘治十五年（1502）“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参看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页143-164。 

　　就像劳费尔说的，西夏文“大概是人类大脑所能发明出来的最为复杂的系统了”。每个人第一眼见到西夏文都会产生当年张澍那样的感觉——远看都是汉字，近看却一个也不认识。这种“第一感”决定了学者研究西夏文字的第一步， 也就是全盘借用前人解析汉字的方法来观察和分析西夏字，例如当时在北京大学兼课的伊凤阁就干脆认定西夏的造字法跟《说文解字》的小篆相同②。

　　② 伊凤阁《西夏国书说》，《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1923年，页122-133。 

　　自从罗振玉1913年得到《掌中珠》的那些照片时起，他的两个儿子——罗福成和罗福苌就同时对西夏文字产生了兴趣。兄弟俩在那以后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共同开创了中国西夏研究早期的局面。

　　罗振玉的家庭教育以“守旧”著称，他看不惯清代模式以外的一切新思想和新事物，可是命运偏偏跟他作对，赐给了他一个极富叛逆精神的儿子。次子罗福苌虽然在父亲那里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但是平时喜欢吃西餐、说外语、看洋书，实在不像那个家庭的成员。罗振玉为他包办了一门婚事，本意是想找来个最传统的媳妇帮他管管儿子，没想到却弄得儿子差点儿得了抑郁症，加上感染了无名的胸部溃疡，终于在1921年夏天离开了人世，年仅26岁。不过据后来的人们说，罗福苌的英年早逝也许是一种幸运。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的三个兄弟——罗福成(1884—1960)、罗福葆(1899—1967)和罗福颐(1905—1981)是一个赛着一个地倒霉。

 

罗福苌先生 

　　罗福苌称得上是西夏学史上的头号神童。据说他十岁那年就能阅读他父亲的书，在短暂的一生当中写下的成稿就有十多种，其中还有洋文的。

　　见到《掌中珠》的照片以后，罗福苌马上利用那几叶书上提供的西夏字义，跟他的哥哥罗福成一起阅读了当时能见到的其他西夏文献，然后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西夏国书略说》。《西夏国书略说》1914年在日本付印，后来又经过修订重刊，成了早期西夏文字研究的代表作。全书正文分为“书体”“说字”“文法”“遗文”四章，分别介绍西夏的楷书行书和篆书、文字的形音义、西夏语法和存世的西夏资料。其中介绍文字形、音、义的部分是书内的精华。

　　罗福苌在《掌中珠》的西夏字中拣选出了23个部首作为举例，如“”表示气象(雨部)、“”表示液体(水部)、“”表示火(火部)等等，他指出，用传统“六书”的眼光看，西夏字里没有象形字和指事字，而绝大多数都是“会意字”，字义是由表示意义类别的部首加上另一个表意成分来体现的。例如“”(雨)部有“”(露)、“”(雪)、“”(雹)等。第二年，年长他12岁的哥哥罗福成在《西夏国书类编》里详细列出了西夏字的部首共169个。

　　《西夏国书略说》刚刚刊出就被带到了欧洲。安妮·伯纳蒂和查赫当时正在毛利瑟论文的基础上从事西夏语文的研究，他们观察西夏字的角度跟罗福苌差不多，唯独没有看到《掌中珠》，于是他们在文中补充了罗福苌整理的材料③，并且专门写了一段文字来论述西夏的“反切拼音”造字法。当然，用“反切拼音”方法造的字在唐代以后的汉译佛经里出现得很多，自然不好说是西夏人首创的概念。

　　③ 据伯纳蒂和查赫在文章的末尾说，罗福苌的《西夏国书略说》是杜布瓦雷蒙（Du Bois-Reymond）教授从上海带给他们的，并且申明他们在写作中使用了罗福苌发表的资料。聂历山在《西夏研究小史》（《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里说他们是在论文完成之后才见到罗氏论文的，这恐怕不确。 

　　此后的西夏文字研究沉寂了将近40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战争之外，恐怕还来自学术和技术两个方面。按照现代的学科划分，古文字研究不属语言学范畴，人们只把它看作古文献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在古文献学者眼中，认识文字仅仅是释读古文献的桥梁，人们一般只希望尽快通过这座桥梁进入更为广阔的科研彼岸，而没有几个人愿意花费精力去研究这座桥梁本身。另外，20世纪的铅字排版印刷术也为西夏文研究著作的出版设下了无形的障碍，当时如果文稿中用到西夏字，必须由作者写在硫酸纸上照相制版，或者要求排版车间逐一刻成铅字，两种办法都不能保证字形的美观，后者甚至不能保证字形的准确。因此，需要大量使用西夏文铅字的艰苦的文字学研究直到60年代才由西田龙雄重新推向了学术界——据西田先生当年说，日本一个印刷厂有一套专为排印他的著作而铸的西夏字铜模，是他自己付的制作费用。

　　从1964年开始，西田龙雄在许多著作和论文中都反复地论述到了西夏文字。大约是在学校受过严格的汉语文训练的缘故，他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标准的汉文字学套路，具体说来就是一直在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西夏字是由哪些基本要素组成的？这些基本要素是通过哪些手段组成西夏字的？西夏人在造字时所选用的基本字素和组合样式反映了他们什么样的思维特点？到目前为止，前两个问题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通过对全部西夏字的形体分析和比勘，西田龙雄总结出西夏字的“文字要素”(构成字形的最小单位)共有350种，这些要素在文字中的组合样式(如“上下结构”“左中右结构”等)共有44种，并且逐一将其列出。这个工作虽然枯燥，但却是西夏文字学领域头等重要的基础研究。几十年后，他的这项研究成了人们设计西夏文电脑字符的先期依据。

　　至于西夏文字构造所反映的西夏人的思维特点，那就不是通过机械的归纳统计所能解决的了，人们必须找到历史文化学的充分理由，以阐明西夏人在造一个个西夏字的时候为什么选用那样的几个字素而非别的字素，以及为什么选用那样的组合手段而非别的手段。西田龙雄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西夏人领会客观事物的思路和汉人、藏人、缅甸人都有不同，甚至其中有一些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我们知道，当面对一个西夏字的时候，几乎是人人都可以对其构造方式提出自己的理解，这无疑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还没有任何资料能展示古代人而非现代人对西夏字形结构的解释。

　　1969年，俄国的克平等四位学者合作整理刊布了《文海》，这是现时所能见到的解说最为详尽的西夏文字典。这部字典在每个被释字下面都像《说文解字》那样用了几个小字来解说字形的构成，这使人们了解到文字的直接使用者对其文字结构的看法。1983年，中国学者在克平等人整理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文海》的全文汉译，并以《文海研究》为题出版。书里收有史金波所著的《从〈文海〉看西夏文字构造的特点》一文④，文中把西夏字形结构归纳为以下五类：

　　一、单纯字。如“”“”等。

　　二、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如“”(氏)字由“”(妇)与“”(姓)合成，“”(姓，读若苏)字由“”(姓)与“”(读若酥)合成。

　　三、反切合成字。如“”(读若民)字由“”(读若名)与“”(读若林)合成，“”(读若秦)字由“”(读若妻)与“”(读若因)合成。

　　四、间接音意合成字和长音合成字。如“”(读若论)字由“”(音)与“”(轮)合成；“”(读若阿长呼)字由“”(读若阿)与“”(长)合成。

　　五、左右互换近义字。如“”(兽)之与“”(兽)，“”(指)之与“”(趾)。

　　④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29。史先生后来又把文字构造的分类做了略微的调整，见所著《西夏文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页17-25。 

　　不知为什么，史先生这里在有意避免使用经典的文字学术语。在他举出的几类字形结构或者说几种造字法当中，“单纯字”大约相当于文字学上的“初文”，“反切上下字合成”是汉译佛经用字的模仿，一般不归入“造字法”范畴，除此之外的几类也许可以根据传统的“六书”来重新认识。我们不妨把“会意合成”直接叫做“会意”，把“音意合成”“间接音意合成”和“长音合成”统称为“形声”，把“互换”称为“转注”，这样改动之后肯定更容易被中国文字学界所接受。我们知道，汉代以来的“六书说”至今已经被无数人验证过了，研究实践证明这个理论不但在解释汉字时适用，而且在解释汉字式的外民族文字时也基本适用，例外的只是个别现象。当初的西夏人参照汉字来创制西夏文字，今天的人们参照汉字来理解西夏文字，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这里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文海》作者对西夏字形结构的分析有可能出自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第一，试图表现最初的造字理据，就像《说文解字》那样；第二，纯粹为了帮助初学者记忆字形，而与最初的造字理据无关，就像现在的小学老师把“告”字讲成“一口咬掉牛尾巴”那样。经验告诉我们，服务于教学和服务于科研是两个相近却不相同的目的，经常会导致对同一个字的解释大相径庭，所不同的只是，科研的正确答案是唯一的，而服务于教学的解释却不是唯一的。很明显，如果情况属于后者，那么搬用《文海》来研究西夏文字就会因理解错了基础资料的性质而误入歧途。《文海》的作者很可能是选择了教学目的，而且确实有学者提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这部字典的字形说解不可能处处表现了造字者当初的想法，也就是说，不像是《说文解字》那样的真正的字源探索。例如《文海》对“”(仙)的解释是“‘’(山)的上部加上‘’(人)的全部”，而对“”(人)解释是“减去‘’(仙)的上部”，这种“鸡蛋论”的解说自然会引得人们发问：当初到底是先造了“”(仙)字还是先造了“”(人)字呢⑤？

　　⑤ 龚煌城《西夏文字衍生过程的重建》，《“国立政治大学”边证研究所年报》第15期，1984年，页63-80。可以猜测，西夏人造“”字的时候一定参考了汉字“仙”，因为他们都是由“山”和“人”组成的。 

　　尽管谁也不好说《文海》的字形说解与最初的造字理据全无巧合，但是实践证明迷信《文海》的字形说解还不如沿用最初的偏旁部首分析，因为人们感到，既然西夏字是参考汉字笔画创制的，那么造字者也一定接受了汉字的组字方式。正像龚煌城向人们证明的，西夏的组字方式源于汉字，但远比汉字复杂。下面是他分析的一些具体字例：

　　第一类，增减和改变汉字的笔画。例如西夏的“”(门)来自汉字“門”，西夏的“”(牙)来自汉字“齒”，西夏的“”(丝)来自汉字“”⑥。

　　⑥ 龚煌城指出这是汉字“絲”在《掌中珠》里的俗体写法。 

　　第二类，模仿汉字的结构组字。例如西夏的“”(雙)由两个“”(“隻”的上半部)组成，西夏的“”(坐)由两个“”(人)和一个“”(土)组成，西夏的“”(忘)由“”(心)和“”(亡)组成。

　　第三类，给西夏字加上部首后读汉字音。例如给西夏字“”(bjij2，高)加上部首“”后造出“”(kew1，高)，给西夏字“”(jwu1，休)加上部首“”后造出“”(xjew1，休)。当然，这里面的部首只是用作区别性符号，并不具有词汇意义。

　　第四类，用同义的汉字音作媒介造字。例如从词义为“犹”的西夏字“”造出“”(忧)，因为汉字“犹”和“忧”读音相近；从词义为“陈”的西夏字“”造出“”(尘)，因为汉字“陈”和“尘”读音相同。

　　龚煌城还认为西夏文字有一个“衍生”的过程，就是在“初文”基础上利用“增添”“代换”或“对调”三种变换方法来造出新字。以西夏字“”(小)为例，他认为在这个字的基础上增添一笔或数笔就可以造出“”“”“”“”“”等字，然后再在“”字上增笔还可以造出“”字，在“”字上增笔还可以造出“”字，在“”字上增笔还可以造出“”字，在“”字上增笔还可以造出“”字，在“”字上增笔还可以造出“”字，等等⑦。毫无疑问，如果按照龚先生提出的原则把全部有衍生关系的西夏字“系联”起来，那么将会形成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庞大的“字族”，同一个字族里的每一个西夏字都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产生形、音、义诸方面的关联。不知道龚先生最初提出此类想法是不是受到了中国传统“小学”的启发，然而无论如何，这种形义系联手段在当今高等院校的文字学和训诂学课堂上经常提到，早已为中文系的师生所熟知，因而它肯定会为龚煌城的假设赢得最多的支持者。

　　⑦ 龚煌城《西夏文的意符和声符及其衍生过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6本第4分，1985年，页719-758。 

龚煌城（1934-2010） 

　　当然必须承认，这样说解字形或许会招来一个质疑，那就是对字形的分析基本上是研究者用眼睛瞪着文字硬想出来的，并没有像《说文解字》那样的古文献能证明西夏人在造字时确实是这样考虑的。好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正式提出这类质疑，而龚煌城的提议也就成了当下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一套最合情理的西夏字形说解模式。

　　顺便说一下，鲁光东在1988年对西夏字的性质和结构提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看法：他认为西夏字不是大家公认的单音节字，而是一种多音节的表音文字。照他的说法，西夏的一个方块字可以一笔一画地拆开，每一笔或两三笔代表一个音，最后拼出来的是像蒙古语那样的多音节词。对此我们不妨用汉字打比方提个问题：除了“瓩”可以念qiān wǎ以外，有谁可以说“兄”(xiō

　　ng)字上面的“口”代表xi，下面的“儿”代表ōng？——这个问题显然不必讨论了。

　　到了20世纪的最后10年，人们分析西夏文字的角度发生了根本的转移，这是为了满足西夏字电脑处理的需要⑧。现时的人们更加重视对西夏“正字”的认定以及对文字构件本身的拆分和归纳，而不再留意这些构件在组字时的作用。这虽然仅仅是技术方面的问题，称不上正统的学术研究，但学术界就此对西夏字正确写法的认识则是越来越清晰了——每一笔的形态和位置都不容有丝毫含糊⑨。

　　⑧ 迄今公开发布的西夏字电脑软件有马希荣等设计的“夏汉字处理系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景永时和贾常业设计的“西夏文字处理系统”（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以及日本的“今昔文字镜”系统。目前国际上使用的是后两种，另外还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内部使用的一套西夏字符。 

　　⑨ 此类研究在近期的代表作是韩小忙的《<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未完待续 

　　前情回顾：

　　1.《番汉合时掌中珠》700年后的重生 

　　2.《番汉合时掌中珠》说了什么？ 

　　3. 居庸关留下的谜团 

　　4.从黑水城头到涅瓦河畔 

　　5.从俄罗斯走向全世界 

　　6.初步的整理 

　　7.从索引到字典 

　　8.学者的迷津 

 

选自“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打开西夏文字之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