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日期：2016-10-31
作者：甘肃省图书馆副馆长 李芬林
编辑：赵洪雅

　　一座民国时期的二层木质小楼，楼上是存放未分编的古籍，楼下是已分编的古籍、民国文献、地方文献书库，一间不足40平米的阅览室里摆放着六个阅览桌，桌上铺着军绿色的毛毯，阅览室中央生着一个大炉子，炉子上烧着开水，工作人员和读者围在炉子边上谈天说地，其乐融融……

20世纪80年代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与西北地方文献阅览室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甘肃省图书馆的古籍部，也称历史文献部，独立在兰州市安定门外。1982年10月，我就职于这座小楼，与一批老先生共同从事古籍阅览工作达四年之久。1986年新馆建成，经历了进馆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搬迁工程，我们便告别了这个留下我们青春印记的小楼，告别了属于我们历史文献部特殊记忆的地方，告别了给予我们教诲的先生们。1988年，这座小楼随着城市建设的开展，拆迁后变为我们的家属楼。30多年过去了，历史文献部前辈们随着岁月行走，逐个与我们告别。每送走一个老人，我总是泪流满面，感慨万千，但是我始终坚信：历史文献部人虽过往，传统依旧。时至今日，我已经是这个单位里的“老人员”了，小楼依然是我们这些老员工挥之不去的记忆，依然是我们这个部门谈论不厌的话题。

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于白银路旧址

　　甘肃省图书馆创建于1916年，迄今已有百年历史，古籍藏量丰富，创建初期接受前清散藏于兰山、求古、五泉三书院 400 余册古籍以及学务公所、军务厅、陆军学校等单位的书籍，1929年又从扫叶山房、千顷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购买古籍并订购《万有文库》一套。1934年接受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 字季陶)捐赠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1936 年再购《四部丛刊》、《初编天算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从此奠定了馆藏古籍的基础。至20世纪40年代国立西北图书馆时期, 刘国钧先生非常注重古籍的求访, 加之本地张鸿汀、慕少堂、虞君质诸先生及省内外各机构多次捐赠, 古籍数量大为改观，50年代初, 接受原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和教育部调拨之日伪机关一批藏书。60年代文革初期，李葵英、张思温、王椿等诸贤又将家藏稿本与线装古籍 6795 册、字画 390 轴、拓片照片 238 张捐赠甘肃省图书馆。1966年10月, 原藏于辽宁省图书馆文溯阁的《四库全书》及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 移交本馆保存。在以后的五十年中，又补缺、复制、购买了部分古籍，经过百年积累，古籍藏量近40万册。由于人员因素，我馆古籍整理工作进展缓慢。1986年搬入新馆后，原来的老同志均已退休，古籍整理工作搁置了八年之久。1994年，在邵国秀副馆长的督促下，组成了我馆古籍整理小组，对我馆八楼未分编古籍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整理，整理古籍62050册，之后由于人员紧张，这项工作暂时搁置，中间除了请一些书法家抄录稀见古籍外，对我馆存藏古籍的家底一直没有摸清。

八楼正在普查的古籍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我们图书馆紧跟国家的步伐，古籍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环境有了很大改观，善本书搬迁到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普通古籍书库搬到八楼，善本书库恒温恒湿，古籍书库书香四溢，古籍阅览室宽敞明亮，静谧怡然。

　八楼古籍书库

古籍缩微阅览室

　　近10年来，中华再造善本计划、古籍普查、可移动文物普查、古籍保护修复技术培训基地建设等重大工程进展顺利。自2007年至今，我馆聘请了一批在我省享有盛名的古籍专家领衔，先后招聘60余人参加我馆古籍普查工作，他们从拜师学习，到实干进步，从摸索实践到独当一面，虽说进步比大跃进还快，但那是多少个不眠之夜和加班加点获得的成绩。可以说小楼以往的严谨踏实、求真进取的工作精神也搬进了八楼，传承延续下来。这就是我们甘肃省图书馆古籍工作者的灵魂所在。

　　今年恰逢我馆建成100周年，粗算一下，自己18岁进馆，在历史文献部工作20年，信息咨询部8年，担任领导职务7年，主管古籍工作7年，从事图书馆工作34年，职业生涯占去了我人生旅程将近一半的年华，在古籍部工作的日日夜夜、年年岁岁占去我人生最好的年华，感叹时光飞逝，岁月无情，回首在古籍部走过的历程，亦真亦幻、亦苦亦甜。

地方文献阅览室

　　历史文献部是集书目参考、古籍整理、古籍、地方文献阅览、装订复印于一体综合性部门。 1982年我报道上班的时候，是部门最年轻的工作人员，部门大多数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如丁振雄、吴天易、赵剑平、牟实库、郝静严、曾德鸿等，周丕显主任当时虽然只有40多岁，但由于头发稀少，看上去也很年长，面对那样一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乐在其中的先生们，自己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因为他们无论是整理古籍还是抄写旧籍，只要坐在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上厕所都是快去快回，喝水时候眼睛也盯着那些古书，使我们不敢在他们面前大声说话。

柴孝述先生（1916年-1992年），甘肃省图书馆职工，馆员。先后在采编部、研究辅导部、历史文献部任职。

　　和我一起值守古籍阅览室的柴孝述老先生生于1916年，曾就职于民国军部，身材高大笔直，办事谨慎、工作细致，接人待物处处显露出民国军人风范。年近六旬，身板不弯，待人谦和恭谨，做事无论大小、无论公私都一丝不苟，书写文稿、信件、便条，一律使用毛笔，只有补写卡片才用钢笔。在他的影响下，我也不得不练习书法，以备书用。现在的阅览室里有一些简装书皮，还有装订的报纸期刊书脊上的报刊名，都是我20多年前用毛笔写的。最令我敬佩的是他对所藏文献了如指掌，读者告诉他要什么书，不用查索书号，他径直走到书库，信手拈来；一些读者要查古籍里的史料，他提供的文献能精确到第几函、第几册、第几卷。冬季的时候阅览室里要生炉子，烧水、倒垃圾、拖地......无论我来的多早，柴师傅（我一直这样称呼他）总是在我之前已经把炉子生的很旺，水也烧开了，还给我们晾了开水，我们一上班就先围坐在炉子边上，烤火喝茶吃早点，那种温馨温暖的生活至今还很怀念。

　　古籍阅览室工作主要是为读者提供我馆古籍、西北地方文献、古旧期刊报纸，来查阅资料的读者有高校学生老师、机关干部、各省史志办编纂人员，这些资料分别存放在这座二层楼的各个地方，穿行于蓝色的线装古籍、土黄色的平装期刊和报纸之间，每拿一次书，落在身上的尘土、以及每天周而复始的提水、砸煤炭、倒垃圾便是我工作的全部内容。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对库位不熟悉，对文献内容不了解，有些文献按照索书号总是找不到，尤其是柴师傅不在的时候，我拿着读者的借书条，在书库里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穿梭，有时候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读者在阅览室桌子上睡着了，我还没有找到书，每每看到读者充满期待的眼神，特别是一些老读者用“没关系，新来的娃娃不熟悉”这样的语言安慰我的时候，我甚至在书库里不敢出来见他们，直到周丕显主任进来领着我在某一个角落找到那本书时，我才懂得阅览室工作还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正在清查古籍的工作人员

　　接下来的日子我便天天跟着柴师傅，在书库里取书、归书、翻书、印书，时间久了，慢慢的就能不依赖师傅独立工作了。这个工作最难熬的是冬天，书库里没有供暖设备，进去取书要穿大衣棉袄。夏天书库里同样冷飕飕，进去不久就感觉胃痉挛要上厕所，有时候取几次书就上几次厕所，而那时的厕所在书库外面院子靠近铁道边上，是旱厕，上一次厕所冷的打哆嗦！老人们看到我跑厕所，就说：这个娃肠胃不行，总上厕所。仅这个“冬冷夏凉”的书库我都适应了好久。

　　工作闲暇的时候，我喜欢看小说、剧本，有时候下班了还看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偶尔还写一点微型小说散文诗歌之类的，发表在当地的报刊上，陶醉其中。有一次周丕显主任无意中发现了刊物给我的退稿，便在一个周末下午和我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主旨是说我太年轻，没有生活经验，写不出好的作品，要我脚踏实地，安心工作，积累知识。他说的“是金子，放在口袋里也会戳破口袋发光发亮的。”至今我还记在心里。听从了他们的教导，我一边认真学习业务，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广泛涉猎中外文学作品。1990年，省文化厅举办了全厅职工业余文艺演出，我写了一个小品《书摊》，由馆里职工自己编排演出，得了最佳创作奖。1993年，我和省文联《文艺之窗》编辑部等机构合作出版了十万字报告文学集《西部星云》、《当代中国》，得到了领导的首肯。

　　1986年，柴先生退休了，周丕显主任告诉我说：“小李子，阅览室交给你了，你可要独当一面了。”就是这个独当一面给予我的压力，让我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孜孜不倦，勤奋努力，生怕愧对了这个有着优良传统的服务窗口，也正是这个压力，让我在窗口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我就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成长起来，一干就是20年，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历史文献度过的，我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不解之情。1992年10月，柴师傅去世，我在他身旁守了一个晚上，我回味着自己和他相处十年的师徒情感，回想着他给我的言传身教，回想着在无数个借借还还背后的付出，他传递给我最重要的是一个图书馆员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这一点一直激励着我战胜了工作中的艰难困苦，这不仅是他的职业精神，也是我们古籍部工作者的精神所在，我告诫自己，这种精神在我手里一定要传承下来，发扬下去！

　　周丕显先生（1934-1997），1952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最先师从柳翼谋、贺昌群、韩儒林诸大学者，后转入东北大学图书馆学系，受业于敦煌学大师王重民、向达先生。1958年毕业后到甘肃省图书馆工作。任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研究馆员、甘肃省政协常委、甘肃敦煌学学会副会长，以及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等职。

　　周丕显主任是我们的大学老师，给我们主讲《史部目录学》、《中国书史》，进入历史文献部工作以后，他又成为我的领导，和他接触，才知道他成家较晚，孩子尚小，夫人是中学老师，每天下班很晚，他每天做饭接孩子，料理家务，晚上把孩子安顿好了，才开始钻研学术，著书立说。除了在单位上班，他还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做兼职教授，主讲敦煌学、历史文献学、史部目录学等课程。柴师傅退休后，我经常向他请教一些文献学知识，他告诉我对文献的了解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熟悉的。在古籍阅览室里，我跟着他学会了使用《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工具书，他指导我们查古籍，做索引，编书目，每当我们年轻人扎堆聊天的时候，他便带着惋惜的口吻说：“你们现在的生活是天上人间快乐的春天！”后来我们才悟出他此番话的真正含义是说我们在浪费大好时光、虚度年华。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开始撰写专业文章。1997年春节，他因心脏病突发离世，他的离去，不止是历史文献部的损失，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学科传承都停滞了很久。一晃他已经离开我们将近20年，20年间，历史文献部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也从部门普通员工成长为部门副主任、信息部主任、副馆长，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与自己在历史文献部所受到前辈的教育和学习积累是分不开的。

　周丕显先生（前排左二）于1988年主持敦煌学论文答辩

　　2009年，我担任副馆长之后，分管的依然是历史文献部。使我有机会参与我馆一系列古籍工作。 2012年，为了尽快完成我馆古籍普查工作，我亲自挂帅，在社会上公开招聘古籍工作人员，经过培训上岗实践再筛选，组成了我馆古籍普查工作小组，直到2015年12月，才初步完成了我馆古籍普查数据导入平台工作。三年中，人员出出进进，如走马灯一般，普查做做停停，如攀登珠峰般艰难。一些外聘的工作人员，业务知识虽不及本馆职工，但是他们勤奋努力，恪尽职守，刻苦钻研，比在职员工敬业，为我馆的古籍普查做出了贡献，作为分管古籍的领导，我敬佩他们。

　　普查刚刚结束，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出版工作又压在肩上喘不过气来，本来计划好的要在百年馆庆编一部《甘肃省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2016年2月29日下午，我们返聘的古籍工作专家、领头羊邵国秀馆长突发脑溢血，在监护室昏迷了24小时后离开了我们。在他的墓碑前，我领着历史文献部的年轻人，向他表白，我说：“我们一定完成您的遗愿，实现您的心愿，把您未完成的工作做好，给您一个交代！”现在我们又组建队伍继续战斗，离馆庆时间仅有不到4个月时间，而编辑善本书目又非普通工作，加上我馆古籍存放地点在离本馆20几公里的九州台山上，审核数据受交通、人员、网络等等因素的影响，能否如期完成，我感到压历山大，一心想为馆庆交一份历史文献部的礼品，一心想完成邵馆长及老一辈历史文献部工作者未完成的心愿，但天不随人愿，我只能尽力而为了，力争在馆庆前有所成就，告慰那些曾经为我馆古籍事业呕心沥血做出贡献的先辈们，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后生一直在努力！

　　从1986年搬进新馆到今天，30年间，八楼始终是我们馆古籍工作的中心，在这里工作和驻足的人员来来去去，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人都对这里有一份怀念，有一份情思，无论是古籍普查、善本书目，登记目录，无论是回溯建库、民国文献整理，再造善本，都有他们的劳动和创造，中华古籍整理工程有他们的汗水，作为一个古籍工作者，我因与他们为伍而自豪，作为一个馆领导，我愿与他们共同分享工作的艰辛和喜悦。如今，古籍保护工作还在拓展，还在奋进，而在这条路上的奋斗者，累并快乐着！

　　最后，谨以此文献给曾经和正在甘肃省图书馆古籍工作岗位上战斗的同仁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