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风俗通义》记载，大约西汉后期我国已出现了纸制书，刘秀迁都洛阳时就有“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的说法。古人虽有将缣帛称为纸的习惯，如蔡伦所说“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但帛书历来又称素书，刘秀迁都时所运典籍，既将素书、简书、纸书分开来说，这里的“纸”就不应该再指缣帛。但是纸的发展非常缓慢，直至蔡伦改进造纸技术、拓展造纸原料之后，纸书才逐渐多了起来，但此时纸仍不是书籍的主流载体。《北堂书钞》卷一百零四记载，崔瑗在致葛元甫的信中说送给他《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崔瑗（77—142)，字子玉，东汉书法家，生活于公元一二世纪之间。他送给葛元甫书，并说因家贫用不起缣帛，只好采用纸写。可见当时纸来作为书籍制作材料尚不为正宗。三国时曹丕曾以缣帛书写他自己的《典论》和诗赋送给吴主孙权，而送给其臣僚张昭的则用纸抄写。这表明纸还没有取得正宗地位，同时也说明纸张确实比缣帛要便宜很多。《初学记》卷十一引《桓玄伪事》载，东晋末年桓玄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说明公元5世纪初，政府才正式下令以纸代简。至此，纸张才成了书籍的主要制作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