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策

科举与书院

汉代设立察举制度，要求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经过考核即可授予官职。察举主要科目都将儒学经典经义作为选拔标准与考核内容，使儒学与国家选官逐渐结合，社会上形成了“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风气。

隋代创立科举制度，士人自由报考，选官全由考试成绩决定。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儒家经典经义所占命题比例逐渐增大，至明清考试内容主要出自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考生只能“代圣人立言”。科举制度实现了封建帝制时代人才选拔的公平有效，极大地推动了文化教育，特别是儒学的繁荣发展。不能回避的是，科举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消极一面，众多学子将读书学习视作步入仕途的门径，本应传授知识的学校，逐渐沉沦为追名逐利的场所；原是圣人先贤的大道，却湮没成应试虚伪的文字。如宋代朱熹就曾评价科举称“大抵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愈甚”“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正因如此，一代代的学者为修正科举弊端，大声疾呼、前赴后继。

关于中国古代书院与科举，有学者将“反科举的精神”视为“书院不朽的灵魂”，也有学者反对这一观点，但是书院与科举的紧密关系是无人能够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