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9日至13日，“新时代的古籍保护研究与新技术应用”国家级高级研修班在天津举办。此次高研班由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联合举办，也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18高级研修项目计划》的支持项目。“高研班以‘新时代的古籍保护研究与新技术应用’为名，针对古籍保护领域业务骨干开展培训，着力于拓展古籍保护视野，传承古籍保护技艺，提升古籍保护队伍的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对推动中华古籍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姚伯岳介绍说。
一流的学员，他们将以古籍保护为终身事业
本次高研班面向全国高级技术职称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学员均经筛选考核录取。从2018年10月9日至13日，来自北京、上海、浙江、黑龙江、福建、安徽、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西藏、新疆、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海南、天津等20个省市自治区的70余名学员集中接受了为期5天的培训。“报名的人很多，通过筛选来到高研班的这些学员职称大多都在副高及以上，他们在古籍存藏、保护或研究等方面工作了多年，有实践、有心得，在本单位发挥着业务骨干或带头人的作用。”姚伯岳告诉记者：“组织这些人参加培训，也是希望能够产生‘由点带面’的辐射作用。”
“这次高研班招录的学员从公藏到私藏，从图书馆系统到博物馆、档案馆系统，甚至民间藏书、出版机构等都有涉及，大家纷纷表示，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收获很大。”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付莉说。
马学良，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也是这次高研班古籍编目与鉴定组的组长。他表示，经过这次培训，让自己对古籍保护有了更深的理解。“原来我总觉得，古籍保护首先是存藏与保护，然后就是研究与利用，这次培训看到越来越多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参与到古籍保护，接触到很多新技术、新手段，拓展了我对古籍保护的理解。”此外，对于培训班的举办及古籍人才的培养，马学良也谈到了几点建议：一方面基层古籍存藏量很大，但人才匮乏，类似这样的培训班还应该不同层次、不同渠道的多多举办，把在基层工作的人培养出来，也培养一批人能为基层所用的人才；另一方面，要结合古籍普查有针对性的举办培训班，“古籍专家都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如果不能趁着古籍普查多多培养人才，将是非常遗憾的”。
中国书店古籍修复中心项目组组长李长红对于能参加这次高研班表示非常高兴和珍惜。“作为民间修复力量，中国书店一直以来都是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一代代来培养自己的修复队伍，这次有机会出来参与这么高层次的培训班，真的开阔眼界。老师们讲的很多新技术、新理念我们都不知道，虽然有些新技术还需要更多的论证，也许我们现在还不会采用，但是它有助于我们在遇到相关问题的时候去开拓思路，适应新的发展趋势。”
此外，这次高研班的意义还在于能够解决以往培训班面临的人才流失问题，而这次高研班因为学员层次较高，相对能够解决以往培训面临的人才流失问题。“此次参加高研班的70多名学员都是各单位的骨干，甚至是领导干部，他们长期奋斗在古籍保护工作的一线，对这项工作的理念和情感都已经达到了一种平衡，一般不会轻易去脱离这个方向，而且会以此作为终身的事业和追求，因此能把学到的东西最大限度的发挥出作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黄金东谈到。“我们这些人都是自愿选择了这个行业，而且置身其中不亦乐乎，对待古籍事业就像谈恋爱，所以我说‘吾既许之，敢不勉乎’。”马学良告诉记者。
一流的师资，从全球视野到前沿技术倾囊相授
高研班邀请了10多位国内外古籍保护领域顶尖的专家学者为学员作专题报告和实践指导，并设计了名师讲堂、学员论坛、分组研讨、现场实操等授课环节。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杨玉良院士首先登坛授课，为学员们带来了题为《手工纸的理化性能》的报告，他贯通高分子化学与古籍保护专业学科领域，立足国际化的视野，深入浅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造纸技术的发展及纸张理化性能的测试方法和研究前沿理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刘家真教授做了《古籍保藏与修复中的现代技术应用》的报告，她的许多观点振聋发聩，颠覆了以往诸多的错误认知，比如，要对古籍装具材料重新认识，对化学和物理杀虫法也必须筛选，不可盲目采用等；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林明研究馆员的授课题目是《西文古籍修复技术要论》，他指出，目前中西方古籍修复理念渐趋一致，而西方古籍修复的规范化程度高、且重视预防性保护的特点值得我们学习；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黄水清教授的报告《古汉语文本内容分析——人文计算的视角》，用计算机对自然语言处理的原理和方法分析古汉语，做到计算机自动断句，人物关联，事件关联，为古籍保护在数字人文方面指出了一条前景光明的发展道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修复项目传承人杜伟生研究馆员《古籍修复的传统与创新》的报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书画装裱传承人徐建华先生《册页的装裱与修复》的报告，都权威地论述了古籍修复中的种种疑难问题，使人茅塞顿开。
“这些老师带着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发现，把还保有新鲜感的东西倾囊教授给学员，不仅学员们有激情，老师们也很有激情，互相之间有一个碰撞。”姚伯岳介绍说：“很多老师遗憾时间太短，已经讲了两个多小时还不愿意休息，让人感动。”新技术与新理念之外，此次高研班令人期待还有全球视野下的古籍保护探讨。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研究馆员带着感情回顾了国内外古籍保护的历史，指出，古籍保护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实物载体、保藏条件、技艺传承。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系统介绍了2015年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和协会的性质，指出，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是一个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是协会的应有之义；香港大学图书馆文献保护与修复主管周贞德女士介绍了美国和香港地区古籍修复的情况，提出文物保护概念的传播是我们重要的使命；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前主任、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沈津先生做了题为《美国东亚图书馆藏中国古籍概述》的报告，指出全美国收藏中国古籍约70多万册，其编目质量和典藏方式存在问题，而且有专门古籍目录的图书馆并不多；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研究馆员的报告是《国际敦煌学项目（IDP）的实施与域外汉籍回归之路》，她详细介绍了IDP的缘起和建设过程，将之誉为数字资源建设的成功范例，还讲述了流失域外的中国古籍的情况，提出了汉籍回归的各种方式；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姚伯岳教授做了《古籍保护学科建设规划与统筹》的报告，对古籍、古籍保护等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对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思路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介绍。
结业仪式之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研究馆员做了《敦煌遗书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启示》的报告，代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此次高研班予以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认为此次高研班是一流的学员、一流的老师、一流的组织，当得上国家级高级研修班的称号。
本次高研班课程设置中还有现场教学观摩、分组交流讨论等多种形式，力求使学员通过此次高研班的学习更全面地掌握古籍保护和修复的知识和技能，并将学习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在专家指导下，学员们兴味盎然地进行了金石拓片的拓印和雕版印刷的实际操作。之后，学员根据个人工作岗位和兴趣编为古籍鉴定与编目、古籍保藏与修复、古籍再生与传播3个小组，分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对本次高研班交口称赞，感觉“躬逢其盛，与有荣焉”。
“知识更新”助力古籍保护高层次人才培养
这次培训作为国家人社部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的一个项目，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与古籍相关的从业人士时不时走出自己的工作岗位，接受培训，既能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达到‘知识更新’的目标，也能有机会与同好充分交流沟通，互相学习进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黄金东谈到，很多行业发展成熟以后，对于从业人员都有继续教育的要求，以此作为职业资格审核的重要条件，但是长久以来，古籍工作因为其小众化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在从业人才继续教育方面也没有相应要求。但，随着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以及近两年党中央对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古籍相关的工作也已经慢慢步入正轨。“现在很多老一辈的专家在退休老去，面临的后续力量会非常严峻，在这种背景之下，我觉得古籍保护领域高层次的接班人才培养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了。”
对于高层次人才培养，一方面在于在职人员的知识更新，另一方面就是新人才的培养。对于这两方面，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都在不断摸索，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通过这次高级研修班的举办，我们感觉到培训班作为培养古籍保护人才的一种模式，能较好的发挥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的作用，助力全国古籍保护计划的开展，计划以后每年都会举办一到两次。”姚伯岳介绍说，尤其是高层次的培训班效果会更好，也更有意义。“以往很多培训班更强调的是技能，比如古籍编目、修复等，针对的大多是普通馆员，但是有些单位并没有古籍方面的专业人士，一听说有这个机会，就临时指派人来学习，或者反复就是一个人，而这些馆员参加完培训后，回去就可能转去别的岗位，这种情况还不在少数，导致人才流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这次的学员层次比较高，很大程度上能确保不流失，甚至能对整个部门或单位的发展产生影响，如果条件能达到，还是希望多举办高层次的培训班。”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自5月份成立至今，一直以培养古籍保护的高层次人才为宗旨，除举办此次高研班外，在课程设置上也力求覆盖古籍保护的各个方面，让学生对古籍保护能有一个全景式的认识，“让他们从事工作以后，知道古籍保护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如果作为主管、负责人，能够把整个工作抓起来，而不仅仅只能是编目员、修复师、仓库保管员等。”姚伯岳介绍说，古籍保护教育是昂贵的，培养出来的人也是稀少的，全国目前只有两家古籍保护研究院，另外有几所高校有古籍保护相关学科，但由于各有所长，每所学校培养人才的侧重点也不同，“比如中山大学更多放在修复方面，复旦大学则更侧重文理结合，但有了这样的特色，对全局把握的就有一定的影响。天津师范大学在特色专长上比不上前面两所学校，但我们希望能培养出通晓古籍保护各个环节的全面人才，让学生立志高远，今后的发展也更有后劲”。在人才的成长上，姚伯岳非常强调终身学习的理念，他认为，在学校里如果既了解前景又掌握基础，以后能按照自己的专长和兴趣去发展，参加继续教育，这样无论在专长或全局上就都有了认识。
“古籍保护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古籍保护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将努力培养高层次人才，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让中华古籍延年益寿，永远传承！”姚伯岳说道。
（转载自《藏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