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2月12日，中国代表依据国联盟约第十五条第九款，请求召集国联特别大会处理中日纠纷。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代表的极力反对，20日决定将中日冲突移交国联大会处理，并以3月3日(日内瓦时间)为大会开会日期。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也再次出面警告日本，重申《九国公约》等必须维护。2月23日，史汀生以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William E. Borah)的书信的形式，申述维护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及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重要性，重申“不承认主义”的立场。24日，美国政府将这封信转交给国联秘书长、中日两国政府及英法等国。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讨论中日问题的国联特别大会，希望促成中日双方的停战谈判，尽早结束上海战争(《中华民国史》第8卷第68—69页)。法庭证据第932号为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致美国驻沪总领事坎宁安命令电文（1932/2/24），以下为电文主要内容：

图：亨利·刘易斯·史汀生
（图片来源：https://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people/stimson-henry-lewis）

　　（接上条）
　　九国公约一直是建立在反对列强以强凌弱的自我否定的政策基础上的。六年后，该政策通过基本上所有国家都执行的《巴黎非战公约》（又称《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得到了有力地加强。虽然《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是独立的，但是在以矫正世界良知和公共舆论为目的，支持一个有序发展的世界体系时，就要采取相互协调的措施，这个体系是通过国家法律，包括通过以公正与和平的方法，而不是诉诸肆意的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来维护的。保护中国不受外部侵略的计划显然是这类发展的重要部分。九国公约的缔约国与拥护国公正地认为，4亿中国人民井然有序、安定和平的发展对于全世界的和平安宁来说至关重要，任何为整个世界谋求福祉的计划都不能忽视中国的福利与保护。
　　近来，在中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特别是始于满洲,如今已经延伸到上海的战事行动，与我们正在讨论的修改条约的合理性相去甚远，对于在远东有利益的各国而言，要认识到履行条约中规定的惯例至关重要。我们没必要去调查引起争端的原因，或是尝试分摊中日双方在此次事件中的责任。因为不论为何引起争端或是谁来承担责任，毫无疑问，事已至此，无论如何都绝非履行两项条约的义务的体现。如若严格遵守条约，如此情况绝无可能发生。《九国公约》和《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的缔约国中非冲突方的国家不太可能会认为有修改这些条约条款必要。对他们来说，其国民在上海遭受的极度危险与巨大损失以无比尖锐的方式说明了遵守条约真正的价值。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