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2月12日，中国代表依据国联盟约第十五条第九款，请求召集国联特别大会处理中日纠纷。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代表的极力反对，20日决定将中日冲突移交国联大会处理，并以3月3日(日内瓦时间)为大会开会日期。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也再次出面警告日本，重申《九国公约》等必须维护。2月23日，史汀生以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William E. Borah)的书信的形式，申述维护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及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重要性，重申“不承认主义”的立场。24日，美国政府将这封信转交给国联秘书长、中日两国政府及英法等国。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讨论中日问题的国联特别大会，希望促成中日双方的停战谈判，尽早结束上海战争(《中华民国史》第8卷第68—69页)。法庭证据第932号为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致美国驻沪总领事坎宁安命令电文（1932/2/24），以下为电文主要内容：

图：亨利·刘易斯·史汀生
（图片来源：https://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people/stimson-henry-lewis）

　　（接上条）
　　因此，九国公约代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成熟国际政策，一方面，保证了所有缔约方在中国境内以及与中国之间的所有权利与利益，另一方面，遵照世界人民相信并维护的近代的开明标准，要确保中国人民得到充分的发展机会，领土和独立不被损害。条约签订之际，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近年来经历了摆脱专制政体的革命，正在尝试建立一个自治共和国的自由制度。要想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从经济、政治上多年励精图治，因此中国的进步发展必然蜗行牛步。因此，本条约是各缔约国的自我否定，他们慎重地放弃了任何可能会妨碍中国发展的侵略政策。我们相信——整个门户开放政策的发展史也证实了这一信念——只有以这种方法，在这一协议的保护下，不仅是中国，任何与中国有交往的国家的全部利益，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维护。
　　在就这一条约写给总统的报告中，美国代表团团长、前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表示：
　　“可以相信通过这个条约,中国的门户开放终于实现了。”
　　在条约制定前的讨论过程中，英国代表团主席巴尔福勋爵（Lord Balfour）曾声明：
　　“大英帝国代表团悉知，参与讨论的各国代表中，没有任何一方认为，过去‘势力范围’的做法会得到任何一方政府的拥护，也没人认为这一做法能够为此次会议所容忍。迄今为止，就英国政府关注的而言，各国已经以最正式的方式，公开宣布‘势力范围’这一做法在当前状况是绝对不合时宜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