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在上海设立了吴淞盟军战俘营、江湾盟军战俘营、海军战俘营、华德路集中营和大桥集中营5处盟军集中营（日军称为“俘虏收容所”），主要关押从太平洋战场俘虏的多国盟军战俘等。第1901A号法庭证据是美国战俘C.D.史密斯海军中校的宣誓供述书，陈述了日本宪兵用饥饿、惩罚和严刑拷打等残酷手段侮辱虐待俘虏的罪行。

　　（接上条）
　　“你暗中援助过敌人吗？与地下抗日活动有没有关系？”日本人揪住这个问题不放，往往一审讯就是好几个小时。刑罚的轻重程度完全掌握在中士和翻译手中，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折磨俘虏。同一个人可能只被提审一次，也有可能被提审多次，事先谁都难以预料。中士有完全自由处置囚犯的权利，有几名中国囚犯遭受毒打之后惨死狱中。
　　据我猜测，日军高级将领没有明确指示审讯方式，而是命令下属去审问指定的对象。但实际上，日本人俱是心知肚明，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地折磨殴打俘虏。营房里，惨叫声、呻吟声和殴打声一直不绝于耳，日军将领应该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在华德路集中营度过的最后6个月里，我才震惊地发现，许多日本人对待俘虏竟然相当友好。当我委婉地告诉他们，某些日本宪兵的审讯手段过于惨无人道时，我的态度多少令他们有些吃惊。这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原则上反对严刑逼供，但却不敢指责上司。野上夫人和一名中士公然反对大桥集中营的各种刑讯逼供，但却没有能力减轻俘虏刑罚。每当看到或听到惨绝人寰的虐俘行径时，这名中士都会留下泪水。野上夫人则会义愤填膺，质问对方为何对待俘虏如此残虐，简直如同畜生一般。她多次以身犯险，在特殊场合为俘虏提供援助，后来行事变得小心谨慎许多。基本上可以确定，日军上下均默认，对俘虏严刑逼供并非违规行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