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李白集现存咸淳本和宋蜀本两种宋版的编次特征差异颇大，其中乐府一类有明显的异同分界：咸淳本卷三、卷四与宋蜀本相关部分篇目排序几乎全同，而卷五则出现有规律可循的紊乱，且三卷之间有明显的编次矛盾。结合乐史、宋敏求等人的编次体例及早期李白乐府的流传接受史，可以推断咸淳本乐府卷三、卷四的编次应保留了李阳冰《草堂集》的乐府原貌，而卷五则承袭了乐史与宋敏求的递相增广。二本后半部分乐府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宋蜀本乐府类保留了曾巩编年，而咸淳本及其所据的绍熙元年（1190）赵汝愚所刊当涂本，不来源于曾巩考次本，而基本保存了乐史、宋敏求本乐府部分递相补辑而未经整理的面貌。
关键词：李白集 乐府 咸淳本 宋蜀本 编次差异 当涂本
引 言
李白文集在唐代缺乏系统整理，有“无定卷”的特征，现存文献记载有李阳冰十卷本《草堂集》与魏颢（原名魏万）二卷本《李翰林集》两种，都是基于李白部分手稿的不完全整理，且久已失传。另有范传正自言重编李白文集二十卷，《旧唐书·李白传》有所著录但源流不明。宋初乐史（930—1007）基于《草堂集》整理补充的二十卷诗集《李翰林集》与十卷文集《李翰林别集》成为李白诗文首部较全面的整理本，惜乎已佚。嗣后，宋敏求（1019—1079）又广搜散见李白诗歌补充乐史本，为后世版本之祖，亦不传。
现存宋人编李集有两大系统。其一为后世流传最广的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该本翻刻自宋代元丰三年（1080）晏知止出守苏州时所刊之晏本（又称苏本，已佚），晏本是对宋敏求编次、曾巩（1019—1083）考订成果的直接刊刻（以下径称曾巩考次本），故宋蜀本基本保留了曾巩考订原貌。元刊杨齐贤注、萧士赟补注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清王琦《李太白全集》及清缪曰芑影宋刻本《李太白文集》等皆本于宋蜀本。宋蜀本刊于北宋末年，现存两部，分别收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与中国国家图书馆。静嘉堂藏本为全本，且卷末宋敏求、曾巩后序及毛渐题语为国图藏本所无，故本文以静嘉堂藏本为据。
其二为咸淳本《李翰林集》三十卷，为南宋咸淳五年（1269）戴觉民请太平州知州江万里编刻。郁贤皓推测其源于当涂本，但未详当涂本来源。咸淳本亦佚，但有明影刻宋咸淳本传世，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上海图书馆等地有藏。清末吴隐西泠印社本、刘世珩玉海堂本，则是据明影刻宋咸淳本影刻。明影刻宋咸淳本“刊刻精工，字体仿宋刻本，与一般明刻本字体不同。估计它保存了宋本面貌，一般称它为咸淳本还是可以的”，本文为论述方便径称为“咸淳本”。宫内厅藏本（番号7094，函号404.48）卷首有江万里序而国图藏本（索书号：06270）阙失，故本文以宫内厅本为据。
宋蜀本和咸淳本（以下并称时简称“二本”）在篇目总数、编次、分类、题目、字句等方面皆有较大差异，但二本的乐府类则有较高一致性，尤其前半部分的编次高度统一。考察二本乐府类的编次特征，可大致推定其篇目来源与结集过程。
一、二本乐府类编次的异同与咸淳本的拼合矛盾
宋蜀本编排体例统一，明显经过系统整理；而咸淳本则缺乏统一编次，学界普遍认为其更接近乐史、宋敏求所裒辑古本的原貌，甚至可能部分保留了“唐时所编李白集中的原始卷目”。因此，对比二本乐府类编次的异同，有助于分析二本各自来源，揭示历次编集的补充改动。
（一）二本乐府类的编次异同
咸淳本乐府类为卷三至卷五，凡三卷，题作“乐府上/中/下”，每卷目录缀于正文之前。宋蜀本乐府类为卷三至卷六前半部分，共三卷半，各卷数后标“歌诗若干首（乐府X）”，目录位于全书之前。二本乐府类编次有异有同，分界明显。
咸淳本卷三、卷四与宋蜀本对应部分目录编次大致相同而微有差异。首先，咸淳本卷三“乐府上”与宋蜀本卷三“乐府一”篇目对应，唯咸淳本此卷《猛虎行》，宋蜀本置于卷六。其次，咸淳本卷四“乐府中”与宋蜀本卷四“乐府二”篇目对应，但宋蜀本此卷较咸淳本少卷末《白马篇》至《玉阶怨》7题（依次排至卷五之首）。另，咸淳本此卷末篇《菩萨蛮》，宋蜀本无。
咸淳本卷五对应宋蜀本卷五第8题《襄阳曲》以下和卷六前半，编次差异甚大。具体而言，宋蜀本卷五首为咸淳本卷四末7题（顺序相同），次为咸淳本卷五的31题（顺序不同）；卷六前半则为咸淳本卷五剩余16题（顺序亦不同）和卷三《猛虎行》（列为第5题）。咸淳本此卷末篇《忆秦娥》，宋蜀本亦无。
整体来看，除《菩萨蛮》《忆秦娥》二词宋蜀本无之外，二本乐府类所收篇目全同。而咸淳本乐府第1题《远别离》至第70题《玉阶怨》，宋蜀本除将第29题《猛虎行》置于卷六外，其余69题编次与咸淳本完全一致。一致部分恰为咸淳本卷三、卷四（卷四末题《菩萨蛮》除外），之后二本乐府编次则差异巨大，差异处为咸淳本卷五部分，在宋蜀本则是卷五及卷六前半部分。
（二）咸淳本乐府类的内部编次矛盾
咸淳本乐府类卷三、卷四与卷五的编次体例存在矛盾，有不同来源相拼合的特征。
其一，乐府卷三、卷四与卷五目录的刊刻体例有明显分界。卷三、卷四除《设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辞》因题目太长独占一行外，均为一行两题，体例与宋蜀本完全一致。卷五则变为以一行三题为主，兼有一行两题与一题。其中，一旦出现一首诗题超出五字（含题下注），便改作一行两题；若一首诗题超过十字，则独占一行。但末尾两行又自乱体例，《长歌行》《长相思》两题占一行，《去妇词》独占一行，违背一行三题的规制。
其二，卷五同题诗的分合特征也与卷三、卷四不符。卷三、卷四中，编者将所有相同标题的篇目都整合为一题，并标明首数，体式统一。卷五同题诗的编次则极为杂乱，既有组合相同题目者如《襄阳曲四首》《清平调词三首》《子夜四时歌四首》《宫中行乐辞八首》，又有同题诗分列书写的形式：两首《秋思》分列而中间插入一首《春思》，卷末一首《少年行》也与前《少年行二首》重复。此卷可能保留了李白诗集未经系统整理的原始辑补形态，这些同题未合并的诗或因出于不同编者的编次与补充而形成。
其三，卷四《塞下曲》诗题与正文也有矛盾。卷四目录题作《塞下曲五首》，而正文实收六首。其中第四首应原题作《独不见》而被误掺入此。由此可见，此卷早期应只收录了五首《塞下曲》，后人辑佚时补入一首，而未改目录。由此可见卷三、卷四正文虽经后人补充，其卷首目录却古貌犹存。
其四，咸淳本乐府类卷三、卷四目录的异体字，与所对应正文及他卷的字形不一致，卷三、卷四目录以外的异体字字形则大多一致，这佐证了卷三、卷四的目录另有书刻来源，保存了早期古本面貌。如（1）咸淳本卷三、卷四目录中，《远别离》和《久别离》“别”字皆写作“別”，而二诗的正文（含正文处诗题，下同）中却皆作“别”，卷十三留别类的目录也都写作“别”。（2）卷四《凤笙篇》，“凤”字目录写作“鳳”，而该篇正文皆写作“鳯”，卷五的《凤凰曲》《凤台曲》目录与正文也都写作“鳯”。（3）卷三《猛虎行》，“虎”字目录写作“ ”，而正文凡三见此字，皆写作“虎”。（4）卷四《上之回》，“回”字目录写作“囘”，而正文皆写作“回”。虽然现见咸淳本是明影宋刻本，但前已述及，此本忠实再现了咸淳本原貌，再结合笔迹判断，基本可以排除卷三、卷四异体字频出是写版书手不同造成的，更可能是此二卷目录与其他部分来源不同，书手写刻时照录原字形成。
通过对二本乐府类编次异同以及咸淳本内部矛盾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咸淳本乐府卷三、卷四与卷五目录编次特征不同，分界明确，应有不同的版本来源。
（2）咸淳本乐府卷三、卷四的目录编次与宋蜀本对应部分基本相同，有同源特征。
（3）咸淳本乐府卷五与宋蜀本相关部分编次差异较大，但整体仍属同一来源，除题目略异外，宋蜀本只是照一定标准调整了此部分的编次顺序。
二、二本乐府类相同部分的来源与《草堂集》的编目遗存
宋蜀本流传脉络清晰，经由乐史编集、宋敏求增广、曾巩考次以及晏处善刊刻，大致保存了曾巩考次后的状态。咸淳本源流学界多有争议，本文考定咸淳本经由乐史编集、宋敏求编次、当涂本翻刻，较好地保留了宋敏求本古貌（详见本文第四部分）。在不同版本系统下排比二本乐府之同与不同，沿波讨源，别有意义。
二本整体编次特征差异较大，但前70（69）题乐府的编次顺序与体式却高度相同，二者此部分很可能是来源于古集，且编次者未改动古本次序。通过考察各编集者自序及同时代文献记载，可以确定二本前70（69）题乐府的古集来源。
首先，咸淳本与宋蜀本均可溯源至宋敏求本。咸淳本无重编痕迹，基本保留了宋敏求本原貌；宋蜀本则因保留了曾巩重新编年考次痕迹而变化较大。曾巩自言：“次道既以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卷末，叶一。但学界认为曾巩未对古风、乐府进行编年，仍保留了宋敏求本以类相次的特征。詹锳即指出宋蜀本：“从第六卷下半‘歌吟’类起，一直到诗集的卷末‘哀伤’类，每类之中大致按诗篇创作先后排列，并且在诗题下注明诗人行踪所在。”实际上，曾巩对乐府类有部分编年，但未改动前69题的旧次序，容后详辨。曾巩对此部分原次序的保留，亦可见其应有古集定例而不宜擅改。咸淳本、宋蜀本都源于宋敏求本，又经由不同编纂者分别编次，成为两个独立的版本系统，但前70（69）题的高度一致，说明二本这部分均沿袭了宋敏求原有编次。
其次，宋敏求“以类广白诗”时对乐史本前70题乐府诗的编次未作改动。宋敏求阐述编次体例为：“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学界对宋敏求“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的理解多有歧义，但普遍认可宋敏求增广李集，未改变乐史原有编次，只在类目后予以补充，故宋敏求本乐府前70题保留了乐史本编次原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记载：“宋次道治平中得王文献及唐魏万所纂白诗，又裒唐类诗洎刻石所传者，通李阳冰、乐史集，共一千一篇，杂著六十五篇。”此处“通李阳冰、乐史集”意为将新辑诗与李阳冰、乐史集联通属次，可见宋敏求是将新辑诗连属于乐史本后，而非打乱母本顺序之后混合编次。这说明宋敏求未改动乐史本旧有次序，乐府类亦然。
复次，乐史本因袭《草堂集》乐府二卷未有改动，续开一卷增辑新收乐府。乐史阐述自己的编集过程为：
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亦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
可知乐史在李阳冰十卷本《草堂集》的基础上又增辑十卷，剔重后厘定为二十卷。序中未明言如何处理新辑诗与《草堂集》旧有诗歌的关系，但仍可以推测出乐史应是将新收录的诗歌置于《草堂集》后，而非打乱次序重新编排。乐史言“别收歌诗十卷”，说明其新辑诗已编为十卷，继而与《草堂集》原有十卷合为二十卷。乐史“收的十卷诗与李阳冰编《草堂集》重复甚少。否则，就不可能再编为二十卷”；乐史本“只是把李阳冰《草堂集》与乐史别收诗歌十卷作了校刊，删去重复的诗篇，编成《李翰林集》二十卷”。那么，乐史本应是将新辑诗歌按原分类排于《草堂集》后，而无须拆散两个十卷本再重新合编。还可注意的是，乐史序中使用“排”这一字眼，更见对编次有序性的强调，其后“赋、序、表、赞、书、颂等亦排为十卷”，即按顺序依体裁排列这些文章。因此，诗“排为二十卷”，具体到乐府部分，应是将《草堂集》原有两卷与新辑一卷依次排卷。可见乐史未改《草堂集》乐府原貌，而是续开一卷，这也正是咸淳本乐府类卷五编次与卷三、卷四出现差异的根源所在。
成书于9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曾记载有《李白歌行集》三卷，胡俊认为，宋代李白集乐府亦为三卷，且“歌行”一词在唐代常用来指称乐府，因此咸淳本乐府三卷正是沿袭了唐代《李白歌行集》旧貌。这一结论值得商榷。唐代“乐府”“歌行”通用，《李白歌行集》三卷应同时收录了李白乐府与歌行。检核咸淳本，其歌行为一卷，再加上上述《草堂集》原有乐府两卷，恰为三卷。《李白歌行集》三卷极可能是从《草堂集》中抽绎出歌行一卷和乐府两卷而成的单行本。
综上所述，由曾巩回溯到宋敏求再回溯到乐史，他们编次李集时均未改变《草堂集》原有乐府二卷的编次，而是将新辑乐府重开一卷续后编次。由此可推知，二本乐府相同的前70（69）题基本保持了李阳冰《草堂集》乐府编次，但其中也有后人续辑的痕迹，从而造成二本的小有差异。今可考续辑痕迹有两处：（1）咸淳本卷四末尾第71题《菩萨蛮》一词始见于《尊前集》，晚于乐史的文莹仍“不知何人所撰……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可知此词早期流传不广，甚至可能是宋人伪托，《草堂集》应未收入，当是宋敏求补于卷四最末。另，此词及卷五末《忆秦娥》在宋蜀本又被删除，当是曾巩考量到诗词分畛或真伪争议而删。（2）咸淳本卷四目录作《塞下曲五首》，正文则录六首，当是《草堂集》原收录五首，补辑者于正文补入一首却未改目录。
李白乐府古集的面貌，还可从晚唐宋初的阅读记录中予以印证。阅读者常会在著述中征引部分李白作品，他们记叙的篇目顺序当与所阅读古集的篇目顺序接近。
唐孟棨《本事诗》记载李白干谒贺知章时“出《蜀道难》以示之……贺又见其《乌栖曲》……或言是《乌夜啼》”，此顺序与咸淳、宋蜀二本同，且《乌夜啼》与《乌栖曲》顺序相连。王铚记载“李太白作《远别离》……李当涂编次，以此诗为谪仙文集第一篇”，则其所阅李阳冰《草堂集》以《远别离》开篇，与二本乐府开篇相同。
宋杨遂作于淳化五年（994）的《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并序》记载：“如《蜀道难》可以戒为政之人矣，《梁甫吟》可以励有为之士矣，《猛虎行》可以勖立节之子矣，《上云曲》可以化愚夫之懵矣。”比之咸淳本，仅《猛虎行》与《上云曲》（《上云乐》）顺序相反。杨遂此文早于乐史《李翰林别集序》的咸平元年（998），其阅读的是一种早于乐史本的李白古集。
与乐史同时的释契嵩在《书李翰林集后》中云：“余读《李翰林集》，见其乐府诗百余篇。”其后所录乐府依次为《远别离》《蜀道难》《梁甫吟》《天马歌》《行路难》《猛虎行》《阳春歌》《乌栖曲》《战城南》，皆见于咸淳本卷三、卷四中，唯《乌栖曲》《战城南》列于《天马歌》前而稍异。二人时代几同，释契嵩所阅读的恐非乐史本。
钱公辅《读李白文》记载：“他日怠不卧，且于藏书中得《太白集》……观其卷，初，若《远别离》《蜀道难》《胡无人》《战城南》之比，皆辞气抑扬。”唯《胡无人》《战城南》与二本次序相反。钱公辅逝于熙宁五年（1072），不可能寓目晏知止刊于元丰三年（1080）的曾巩考次本，其所见应是一种古集。
李白早期乐府小集的存在、唐宋时人阅读顺序与二本相近，可证李白乐府古有定集。而考证咸淳本与宋蜀本的编集过程可见，曾巩、宋敏求、乐史都未改动前半部分乐府的编次顺序，而是将新辑乐府重开一卷缀补于后。结合前述咸淳本卷三、卷四与卷五编次体例及来源不同的结论，可以推定咸淳本前70题、宋蜀本前69题，基本保留了李阳冰《草堂集》乐府类的原有次序，之后部分则由后人增广。
三、二本乐府的补辑与差异产生的原由
二本乐府的后人增广部分，即为咸淳本卷五与宋蜀本卷五及卷六前半。二本此部分编次差异甚大，应是源于不同编次者的调整。
（一）咸淳本卷五乐府为乐史补辑，又有宋敏求续补
首先，咸淳本乐府卷五不来自《草堂集》而来源于乐史的辑补。前述卷三、卷四与卷五间编次体例不同，即是明证。此外，还可从具体篇目予以补证。如咸淳本卷五收录的《清平调词三首》，当未收入《草堂集》：其一，关于《清平调》词的记载出现较晚。晚唐李濬《松窗杂录》才首次记载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的故事，《草堂集》中不可能收录此词。其二，乐史《李翰林别集序》曰：“史又撰《李白传》一卷，事又稍周，然有三事近方得之……传中漏此三事，今书于序中。”第二事即转录了李濬的记载，可见乐史著《李白传》时仍未发现此事，后来得知并补入《清平调词三首》。因此，李阳冰《草堂集》应未收录《清平调词三首》，《清平调》乃乐史补辑内容。
其次，咸淳本卷五乐府包含了宋敏求的续补。前述宋敏求补入《菩萨蛮》《忆秦娥》二词，即是续补明证。胡俊认为宋敏求不是续补，而是补辑了李白所有乐府诗。其根据是：咸淳本收乐府诗149首，去掉后人补入的《塞下曲六首》其四，正好是148首，正合宋敏求据“王溥家藏本”104首与魏颢本44首的篇目相加总数，故乐府全为宋敏求补入。这一结论不能成立。其一，李阳冰与乐史在编集时不可能对李白最为人称道的乐府诗弃置不顾。“《草堂集》是最早编定且流行最广的李白文集，在唐时应为正集”，且其来源是李白“草稿万卷，手集未修”，其中不会不收乐府诗。嗣后乐史在辑广《李翰林集》时也不可能忽略前人反复称述的乐府诸篇。其二，魏颢的《李翰林集》不应全为乐府诗。魏颢自叙体例为：“首以赠颢作，颢酬白诗，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鹏赋》、古乐府诸篇，积薪而录。”此处存在“古乐府诸篇，积薪而录”或“古乐府、诸篇，积薪而录”两种异解，胡俊因该集仅有两卷便取前一义认为其只收乐府诗，这偏离了魏颢编集初衷。窃以为当取后一义。李白“尽出其文，命颢为集”，意在编纂诗文全集，更何况在李诗“章句荡尽”后，魏颢更应广搜李白所有遗文入集。其三，宋敏求据魏颢本补入的44篇全为乐府的可能性亦不大。魏颢编集时收入了二人唱酬之作，此类诗私密性较强，李阳冰与乐史应未及见。而二本却收有李白赠魏颢的诗，宋蜀本甚至附收了魏颢的《金陵酬翰林谪仙子》，这些诗应是宋敏求据魏颢本补入的。由此，据魏颢本补入的44篇便不可能都为乐府。其四，从编次体例上看，乐史本与宋敏求本诗歌部分皆为二十卷，如果咸淳本三卷乐府全为宋敏求补入，则“沿旧目”之说不成立，且补入三卷与总卷数不变也是矛盾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咸淳本148首乐府都不可能全来源于宋敏求的补辑。
综上，咸淳本卷五包含乐史辑补的内容，又包含宋敏求续补的内容。第一节言及卷五与卷三、卷四编次体例矛盾，有拼合不同来源的特征，这恰是乐史、宋敏求递相辑补形成的。扩展到全书，詹锳已论证过“咸本决非乐史原本”，而是渊源于宋敏求本。
（二）宋蜀本乐府后半部分曾巩考次痕迹明显
宋蜀本亦来源宋敏求本，但曾经曾巩打乱编年与系统调整。基于此，宋蜀本卷五及卷六前半的乐府编次与咸淳本卷五编次的不同，即应源于曾巩编次。
宋蜀本“乐府”题下无“行踪所在”的小注，且前半部分保留古本原次，后半部分不断增补，编次体例混乱，故学界普遍认为曾巩未对乐府类作编年。事实上，曾巩对乐府类也有编年。从卷首的《远别离》到《玉阶怨》70题，曾巩除将《猛虎行》移置卷六外，未改变次序，保留了《草堂集》原貌。但《玉阶怨》以下经考辨则有曾巩大致编年的痕迹。
詹锳通过“把从‘歌吟’到‘哀伤’各类诗篇的题下注通体排起来”，对曾巩考证的李白一生游踪做出梳理：“蜀中→襄汉（襄阳、楚汉）→淮南→会稽→安陆（安州）→鲁中→吴中→（吴越）→长安→去长安后→北游→燕魏（燕赵）太原→陕西（陕右）→洛阳→河南→梁宋……”对照李白行踪，宋蜀本《玉阶怨》以下的乐府次序如下：起首的《襄阳曲》《大堤曲》都明确提及“襄阳”，应作于“襄汉”，与此相应，宋蜀本“歌吟上”第一首也为《襄阳歌》，题下小注即为“襄汉”。其后的《宫中行乐词》《清平调词》《鼓吹入朝曲》皆是入职翰林时所作，作于“长安”，《秦女休行》《秦女卷衣》亦咏长安古事。继后《东武吟》与《邯郸才人嫁为斯养卒妇》据内容皆为放去后作，属“去长安后”，《出自蓟北门行》作于“燕赵”，《洛阳陌》作于“洛阳”，《北上行》言“北上缘太行”，似是作于“燕赵”，或与《洛阳陌》误置顺序。以上编年者凡12题。此后从《短歌行》至《估客行（乐）》31题的排序，与咸淳本剔除上述已编年的12题外的排序基本相同（仅《豫章行》《猛虎行》不同），《少年行》至《长相思》5题次序亦略有不同。可见宋蜀本从《襄阳曲》至《北上行》12题编年较为明确，其后则与咸淳本卷五剔除上述编年诗后的顺序基本一致。由此看，曾巩对宋蜀本补辑乐府的排序方式是将编年可考者排列于前，其余无法编年者则依宋敏求本原序列置于后。
如此，宋蜀本的乐府类排列顺序为：《草堂集》原本的乐府（《远别离》至《玉阶怨》，计69题）、曾巩完成编年的乐府（《襄阳曲》至《北上行》，计12题）、曾巩无法编年的乐府（《短歌行》至《长相思》，计36题），按宋敏求本原序排列。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宋蜀本“遭人篡改”，将乐史、宋敏求、曾巩一脉相承的诗集二十卷重厘为二十三卷。具体到乐府类，宋蜀本则是将《草堂集》乐府末7题拆入下卷，与辑补的一卷混编重厘为卷五和卷六，将原有的三卷乐府拆分成四卷。
（三）以曾巩考次为界，二本分流
学界对咸淳本是否来源于曾巩考次本甚至宋蜀本颇有争议。郁贤皓、胡俊等学者均认为咸淳本未经曾巩编次，詹锳认为“咸淳本不是从宋蜀本来的，但又参考过宋蜀本”，而李子龙认为作为咸淳本底本的陈振孙家藏本（引者案，实即当涂本，说详后）来源于曾巩考次本，其编排紊乱源于对曾巩考次的肆意掺厕改动。通过考察可见：宋敏求本之后，以曾巩考次与否为界，李集版本发展为了当涂—咸淳本系统和曾巩—宋蜀本系统，二者之间没有关联。
有学者据咸淳本卷首刊有曾巩序，推定咸淳本源于宋蜀本，这一观点不成立。试比较曾序的两种异文。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后序》云：
《李白集》三十卷，旧歌诗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
金平阳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第二十二《李白诗序》云：
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
咸淳本曾序文字与《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一致，仅序题为《李翰林集序》，置于卷首。宋蜀本曾序置于卷末。有学者认为咸淳本修改了曾巩之序，对此，胡俊反驳道：“即便是《咸序》为与咸淳本的情况相合而修改其中的文字，那也只需将诗歌的篇数由确数改为约数，而没有必要更改书名及卷数，更没有必要删去‘杂著六十五篇’等字，因为咸淳本也是三十卷，同样兼收诗文……可见，咸淳本修改曾巩序的说法是不成立的……看来，《稿序》（笔者案，指《元丰类稿》所收《李白诗集后序》，下同）的文字应该是原始的，而与《稿序》相同的《咸序》文字自然也是原始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咸序》应该是曾巩序的原貌，反而《蜀序》很可能是后来修改的。”可谓切中肯綮。
此外，曾巩只编年了宋敏求本的诗歌部分，因此，其所见也应是二十卷诗集而非三十卷诗文合集，故《稿序》与咸淳本曾序均云“李白诗集二十卷”，《郡斋读书志》所记曾巩考次本亦为“《李翰林集》二十卷”。曾巩将诗歌篇目总数写为约数也合情理，其考次意在编年而非增广，因此无需详细计算，具体篇数则由刊刻者计算好后补上。《李太白诗集后序》云宋蜀本收诗总数为“千有一篇”，经笔者检核，实收诗1000首，除去他人唱和诗3首，李诗为997首，与曾巩所言“九百若干篇”合。再检所收他人唱和诗，皆附于李白原诗前或后，且在原诗下注明“某人诗附”，可见编次者对他人唱和诗歌有明确认知。但考其正文排版，《金陵酬翰林谪仙子》后另起一行题“王屋山人魏万”，而《赠李十二左司郎中崔宗之》《赠李十二摄监察御史崔成甫》皆是将作者“崔宗之”“崔成甫”阑入诗题。依体例作者当以双行小字附注题下，应是刊刻者不谂体例而排版致误。且在总目录中他人唱和诗并未注明作者，刊刻者以此直接计算篇目总数，将他人唱和诗3首计入李诗且又多计一篇，故为“千有一篇”。咸淳本曾巩序显非录自宋蜀本，而是编刻者直接从当时流传的曾巩别集中辑录，因此咸淳本底本不是宋蜀本。
宋蜀本很可能还修改了李集题名。苏颂记载的宋敏求本与《郡斋读书志》记载的曾巩考次本皆名为《李翰林集》。因此《李翰林集》向《李太白文集》的名称转变，应始于宋蜀本。由是，学界将宋敏求序与曾巩序皆称为《李太白文集后序》也值得商榷。既然宋敏求与曾巩考次本皆作《李翰林集》，则其序也不应称“李太白文集”。这一名称来源于对宋蜀本书末“李太白文集后序”的误读。宋蜀本书末“李太白文集后序”，包含宋、曾二人编次《李翰林集》时的自序并毛渐题语，而非二序原题为《李太白文集后序》。《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作《李白诗序》，《元丰类稿》作《李白诗集后序》，“李白诗”“李白诗集”应皆是笼统称呼而非书名，咸淳本《李翰林集序》才是曾序原题。
综上所述，咸淳本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宋敏求本增广后的面貌，而宋蜀本则又经曾巩编年，二本由是而分流。
四、当涂本太白集的刊刻及与咸淳本之关系
宋蜀本本于宋敏求本而又经曾巩考次，传承有绪；咸淳本亦渊源于宋敏求本，但中间尚有一当涂本，需作详辨。其实，前述咸淳本较好地保存了宋敏求本原貌的结论，还须有一前提：咸淳本较好地保存了当涂本面貌，当涂本也较好地保存了宋敏求本原貌。
（一）当涂本考
学界认为，宋代当涂曾刊刻过一种李白别集，正是咸淳本之母本，但皆未详考，此处略加考辨。
当涂本今已不传，但可见诸时人之记录：（1）周必大称：“有太白《瀑诗》云：‘断岩如削瓜，岚光破崖绿。天河从中来，白云涨川谷。玉案赤文字，落落不可读。摄衣凌青霄，松风吹我足。’余兄子中守舒日，得此于宗室公霞……当涂《太白集》本，元无此诗，因子中录寄，郡守遂刻于后。然皆从蔡絛误本，子中争之不从，仅能改敕为赤而已。”（2）陆游《跋李太白诗》云：“今当涂本虽字大可喜，然极谬误，不可不知也。”（3）洪迈曰：“予按当涂所刊《太白集》，其首载《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撰，凡千五百余字。”
以上三则资料，明确提到当涂本太白集的存在。咸淳本书末附录完整刻入《题司空山瀑布》佚诗，且后有题记：“右李太白《题司空山瀑布》诗，得之东里周子中，附于卷末。绍熙元年七月开封赵汝愚题。”与周必大所记正相吻合。此诗乃必大从兄必正（字子中）“守舒日”所得。据陆游《监丞周公墓志铭》云：“会益公参知政事，公请外，知舒州。”周必大任参知政事在淳熙七年（1180）五月，周必正即在此时出任舒州知州。又按赵汝愚履历：“光宗受禅，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处义论其稽命，除知潭州，辞，改太平州。进敷文阁学士，知福州。绍熙二年，召为吏部尚书。”《太平府志》则称赵汝愚“绍元熙年（引者案，应为绍熙元年）以龙图阁学士、中奉大夫知……在任仅五月”。此与赵汝愚题记正合。当涂为太平州治，周必大所言的郡守正是赵汝愚。赵汝愚与必大兄弟皆交好，故周必大云“子中录寄，郡守遂刻于后”，赵汝愚云“得之东里周子中”。显然，当涂本的刊刻者正是赵汝愚，刊刻时间则是赵汝愚所题之“绍熙元年七月”之前。周必正录诗寄赠赵汝愚时，当涂本当已刻版完成，为免遗珠之憾，赵汝愚将新得之《题司空山瀑布》“附于卷末”，并在诗前加“附录”二字以为标识，诗后加题记以明其事。咸淳本卷末最后的（六行）文字正为“附录”《题司空山瀑布》以及赵汝愚题记，由此可见咸淳本版式忠于当涂本。
以上考辨，可得出两个明确结论：（1）当涂本为赵汝愚于绍熙元年（1190）刊刻于当涂。此本不久之后即为陆游、洪迈所见，陆游称之为“今当涂本”，说明刊刻未久，洪迈亦特意揭示为“当涂所刊”。陆游、洪迈与赵汝愚均交游甚密，特地表出当涂本，绝非偶然。（2）咸淳本乃是对当涂本较为忠实的翻刻。据詹锳、郁贤皓等学者考证，咸淳本《题司空山瀑布》异文与周必大所言全同，且照录了当涂本补刻于书末的原貌。此外，二人均论及，晚于赵汝愚且去世于咸淳之前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云“家所藏本，不知何处本”，亦极有可能为当涂本。
还需要补充的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陆元大曾据袁翼家藏本刻《李翰林集》十卷（仅为文集），是本袁翼《后记》云：“予家故有淳熙间刻本，今归之元大，元大因重刻之家塾云。”其云“淳熙间刻本”，或即是刻于绍熙元年之当涂本，当涂本应未有版识标记，故陈振孙谓“不知何处本”，袁翼所谓淳熙亦当为推测。淳熙、绍熙相连，袁翼之推测大致不错。詹锳已指出“这个淳熙本疑即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所称当涂本”。陆元大本行十八字，较二本的行二十字更为疏朗，符合陆游对当涂本“字大可喜”的记述。陆元大本编次体例、分类、顺序、注文皆与咸淳本一致，其与咸淳本均应是当涂本之再刻本。咸淳本是参照当涂本重新雕版翻刻而成的，并非影刻，故与陆游“字大”的记载有所出入，陆元大本则更接近当涂本版式原貌。
（二）咸淳本对当涂本的校改
咸淳本翻刻自当涂本，又有所校改。咸淳本书末戴觉民跋记述了刊刻过程：
予一日与同舍刘辰翁会孟评诗，至太白，会孟曰：‘且止，当涂称太白，太白且其诗安在？’予于是晓然愧于其言。盖旧刻之不存，雷电取将久矣……明日以告古心公，公喟然曰：‘岁晚矣，奈何？吾成子之志，亟为之。’则裨凡费集众工，不足则布之诸郡，不两月而集，集成而公亦召矣……是集多赵同舍崇鈭养大所校正。咸淳己巳（1269）三月望，天台戴觉民希尹书。
由此可见，当涂本旧雕版为雷电击毁，戴觉民感于刘辰翁的诘问，亟请时任太平州知州的江万里（号古心公）助力，重新刻版，“不两月而集”。两月显然不及重新编次，因此仅有“赵同舍崇鈭养大所校正”。赵崇鈭校改时不止一次提到“旧本”，当即当涂本。
考察咸淳本，凡赵崇鈭校改之处，多有随文注明。略举数例：（1）卷十《送陈郎将归衡阳》，诗序乃自卷二十八移录而来，故序文后双行小字注“旧在别集，今入于此”。按之卷二十八，正文删去此序，但卷首目录仍保留序题。显然，赵崇鈭注意到卷二十八《春于南浦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序》乃是卷十《送陈郎将归衡阳》之诗序，故有此移并。诗题与序题不一致，赵崇鈭在题下双行注明“并序，一作春于南浦与诸公送”，补足序题较诗题多出的几个字。按之陆元大本，此序见于卷八（对应咸淳本卷二十八），与咸淳本文字全同而少一处校记。（2）咸淳本卷二十九《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序》与《赠嵩山焦炼师诗序》也有目无文，题下分别注明“已见第十二卷”“已见第八卷”，按之卷十二《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卷八《赠嵩山焦炼师》，均于题下注“并序”，诗前移录序文，诗序合璧，宋蜀本亦同。再较之陆元大本，二序文则仍保留于文集。诗序部分，咸淳本与陆元大本颇多异文，且以咸淳本文义更胜，校改痕迹明显。（3）咸淳本卷十八末一诗《泛沔州城南郎官湖》题下注“序载二十八卷”，卷二十八最后一文《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序》题下注“诗载十八卷”，诗与序未合并，与上述三例校改为诗序合一不同，颇显奇怪。按之陆元大本，卷九有《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诗并序》，诗序并存，而误将诗收入文集，应是沿袭了当涂本旧误。咸淳本意识到了这一失误，但却未循诗序合一之体例校改，当是因为发现疏误时已经刊版，无法再做到诗序合一，故采取题下注互见的方式予以弥补。
以上可见，咸淳本确经赵崇鈭校改，陆元大本更能再现当涂本之原貌。可惜的是，陆元大本仅翻刻了文集十卷，无法复现当涂本全貌。咸淳本诗文并存，虽有校改，但仍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当涂本面目。正如任雅芳所云：“虽然校正重刊的过程必然带来了文本的进一步变化，但当涂本主要的面貌特色实赖此举得以保存。”
（三）咸淳本较为忠实地保留了宋敏求本逐卷增广的面貌
当涂本的版本源流，学界多有争议。任雅芳认为“当涂刊本中或保留了范（传正）编本的部分文本面貌”，并对乐史、宋敏求、曾巩等“前人编集多有借鉴”；万曼认为咸淳本“是渊源于乐史本”而非宋敏求本；刘世珩认为咸淳本“犹不失宋次道与子正编次离合之旧”；胡俊赞同刘世珩观点，认为宋蜀本与咸淳本所收篇目数差异极小，源于相同母本，都曾经宋敏求增广，且“咸淳本更接近于宋敏求本的原貌”。笔者赞同胡俊之观点，并再补充一条证据：陆游曾记载“《十咏》及《归来乎》《笑矣乎》《僧伽歌》《怀素草书歌》，太白旧集本无之，宋次道再编时，贪多务得之过也”。陈振孙所著录的“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为杂著……而《姑孰十咏》《笑矣》《悲来》《草书》三歌行亦附焉”，与陆游对宋敏求本的记述吻合，咸淳本亦同，可见因袭之痕。
虽然“咸淳本更接近于宋敏求本的原貌”，但接近程度是多少，还须推证宋敏求本到咸淳本间的当涂本多大程度上因袭了宋敏求本。整体而言，当涂本改变宋敏求本编次的可能性较小。首先，前已论及，赵汝愚任职郡守仅五月，五月显然不足以重编李集，只能因袭宋敏求本。故咸淳本保留了递相辑补的宋敏求本原貌，编排体例较之宋蜀本显得杂乱。其次，忠实于当涂本的陆元大本中时常出现诗序分离、漏字讹字等现象，应是当涂本原貌，后被咸淳本校改。咸淳本“不两月而集”，编刻更为仓促，尚能发觉这些讹误，如当涂本经过重新编次，当不难发现。再次，陆游评当涂本“极谬误”，亦从侧面佐证了当涂本并未经过精心编次。由此可知，当涂本当是宋敏求本的翻刻本，版式有所变化但未重新编次，较忠实地沿袭了宋敏求本旧貌。如此，由当涂本编校而来的咸淳本，亦较忠实地沿袭了宋敏求本面貌。
宋敏求辑补诗歌，采用的是逐卷增广的方式。胡俊考辨曾巩的序文认定，宋敏求“只是对乐史本《李翰林集》中的诗歌进行增益，并未重编”，因此，“宋敏求本沿袭了乐史本的卷次，二十卷诗歌、十卷杂著才是宋敏求本原貌，一卷序碑、二十三卷诗歌、六卷杂著的本子（比如宋蜀本）是后来遭人篡改的”。但他并未叙及宋敏求逐卷增广的补辑方式。前引宋敏求自言体例为“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房日晰认为宋敏求是将新辑李诗“分编四卷，缀于乐史本《李翰林集》之后，即宋本《李太白文集》二十一至二十四卷”，恐为误读。如将所辑诗歌建新分类编卷缀于全本之后当表述为“续增汇次”，且若只是将续编四卷整体排于乐史原目之后“相从”，那么“各”就失去了语意，将新集诗歌依次插入原类目时，“各”方才恰切。以此可见，宋敏求是将新辑诗歌分别缀于乐史原类目之下。
五、结语
考察咸淳本、宋蜀本乐府编次过程，可推出李白集在宋代的定型与分化过程：宋初乐史将李阳冰十卷本《草堂集》拓展为二十卷《李翰林集》并整理李白文成《别集》十卷，继后宋敏求又加以增广，但分卷、题名仍与乐史本同。宋敏求本在后世分化为两个版本系统：一为曾巩—宋蜀本系统。曾巩对宋敏求本的二十卷诗歌进行编年，题名和分卷则保存了宋敏求本原貌。此后曾巩考次本为苏州晏知止刊刻，晏本又被宋蜀本翻刻，刊刻过程中改变了原有题名与卷数。一为当涂—咸淳本系统。南宋绍熙元年（1190）赵汝愚在当涂据宋敏求本刊刻李集。翻刻自当涂本的咸淳本，虽经赵崇鈭校理，但仍较好地保留了当涂本乃至宋敏求本的面貌。明陆元大又曾据当涂本翻刻文集十卷，较咸淳本更为忠实地保存了当涂本版式原貌和诗序归卷。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3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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