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

　　应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周杨老师的邀约，希望我写篇关于古籍数字化的文章，给了我一个思考善本古籍数字化的机会。恰好国家图书馆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内，发布馆藏善本古籍的数字化影像库——“中华古籍资源库”，得到古籍界和研究界的高度赞誉。笔者从自身也是该数据库使用者的角度，浅谈个人不成熟的体会和认识，以及“中华古籍资源库”的意义和启示。

　　2016年，国家图书馆向社会正式免费发布“中华古籍资源库”，服务公众阅览和学术研究。据介绍，“中华古籍资源库”截止2016年底已发布第二批6200余部善本古籍影像，至2017年底发布数量将达到2.3万部，届时国家图书馆超过80%的古籍善本将可以通过该数据库获取全文数字影像免费阅览。读者登录国家图书馆网站“中华古籍资源库”栏目或“中国古籍保护网”，使用身份证号注册或读者卡登录，就可以进行检索和全文阅览。阅览不局限于国家图书馆局域网IP，读者注册后可远程阅览、调取及复制数字化影像（影像中标注国家图书馆水印），等于是将国家图书馆的善本特藏化身为“千百”个远程图书馆（如单位、社区和家庭等）。详见《高能福利！“全国古籍普查基本数据库”和“中华古籍资源库”正式发布》 

　　“中华古籍资源库”以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古籍为主体，依托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采用“模转数”技术，将善本古籍缩微胶片转换为高清数字化影像资源。这种方式节省了善本古籍再扫描所带来的时间成本和资源成本，高效便捷。既原样保持善本古籍的版式面貌，可作为古籍整理或研究的第一手的原始文本（文献），也是在化解善本古籍藏用矛盾基础上的古籍原生性保护。“中华古籍资源库”有别于可提供全文检索（即经过整理的古籍文本）的古籍类商业数据库，避免了由于选择底本、校本不善以及整理者水平参差不齐，所带来的数字化整理文本存在的讹脱误衍等现象。 　　

　　“中华古籍资源库”得到社会和学界广泛的好评，是国家公共图书馆第一次以完全公益的方式提供善本古籍的全文数字影像，也是2007年以来国家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取得的阶段性重要成果。“中华古籍资源库”对于全国有古籍收藏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高校图书馆等单位将具有标志性示范效应，既起到行业引领作用，也是古籍资源信息化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必然趋势。　　

　　“中华古籍资源库”设置三种检索途径，即题名、善本书号和责任者，繁简字通用，方便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研究者的使用。检索结果页面为善本古籍的品种和版本目录。每部数字化的古籍均附编目数据，主要包括七项内容：题名项、责任者项、版本项、出版发行项、附注项（行款版式等）和四部分类及善本编目书号。读者除获取所检索古籍（文献）的全文数字影像外，还会充分利用国家图书馆善本编目人员的编目成果，阅览的同时兼顾参考研究。完全可以设想，当足不出户、省去远途劳顿，在家中打开电脑即可饱览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古籍特藏，对于社会读者、专业研究人员以及有特殊需要的各类国家人员，都会感受到极大的便利和便捷。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和开展，相信社会公众将会享受到更多的古籍数字化“实惠”！　　

　　众所周知，善本古籍是凝聚传统文化记忆的遗产，也是中华文化存在和传承的依据，但长期以来善本古籍的重要性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以文史学术为例，由于社会公众或专业研究者使用的文本基本都是整理后的面貌，这就在作为原始文本的善本古籍和整理本之间创造了“隔膜”。古籍整理者层面当然会充分意识到善本古籍的重要作用，但作为使用者却只注重整理本本身。长此以往，也就自然感受不到善本古籍还有需要亟待保护的迫切性，更忽略了善本古籍自身所具有的凝结文化标本的意义。特别是当下学术表现为信息量的多元化和碎片化，更是决定了善本古籍必然处于边缘化的“小众”地位。这里不是要否定古籍整理的价值和意义，而是意在说明不仅要关注古籍整理的结果，还要关心古籍整理的基础。倘若这个基础做不好，也就谈不上古籍整理，更不会向社会提供出精审详备的整理本。那么，依据“不理想”的整理本做出的学术研究等也是不可靠的。这充分说明善本古籍是原生态的文献，去伪存真、辨析同异乃至于校勘整理，都须臾不离善本古籍。 

　　但是善本古籍是脆弱的，具有不可再生性，历史赋予它的生命只有宝贵的“一次”。现在公藏单位所藏的善本古籍均基本得到妥善的保存保护；对于民间所藏古籍，国家图书馆牵头设立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也开始关注、重视民间古籍的保护，并着手实施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具体举措。但话说得“难听点”，虽然我们今天的保护的确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却不等于将来保护的好，古籍的保护仍然面临不可知、不可控的各种风险（自然天灾等）。这就需要动心思运用多种手段“普及”善本古籍，使之走出“藏在深闺无人识”的局面而化身千百。如此既可服务学术，挖掘和阐发善本古籍自身蕴含的文化元素，做到“让古籍里文字活起来”；又可将善本古籍以复制文本的形式大量存在，客观上实现传承善本古籍的功能和责任。从这层意义上讲，“中华古籍资源库”就是将善本古籍数字化而“化身千百”的重要实践，以之为“母本”而衍生的复制文本可能是“无限”的，这也就使得它的意义是前人无法比拟的。 

　　中华民族是爱好典籍的民族，《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也非常注重典籍的保存，《左传·昭公十五年》称“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又《孟子·告子下》称“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但这些都是在笼统意义上的保护文献典籍，对于以单种（或单本）典籍为单位的整体藏书如何保存却是饶有趣味的话题。 

　　古人的手段和我们今天运用数字化有异曲同工之妙。比较明确的记载是《汉书·景十三王传》中的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颜师古注云：“真，正也，留其正本。”照抄原书内容形成抄本，以抄本换正本，这是以增加典籍副本的方式来保护保存原本典籍。应该说，以原本录副本是封建王朝保存典籍以免不虞的主要手段。如《金楼子·聚书篇》云：“初出阁，在西省，蒙敕旨赉《五经》正、副本。”《北齐书·文苑·颜之推传》载其所撰《观我生赋》“或校石渠之文”句，自注云：“王司徒（即王僧辩）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乃诏比校，部分为正御、副御、重杂三本。”又《新唐书·艺文志》称秘书省下设秘书郎，“掌四部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皆有三本：一曰正，二曰副，三曰贮。”我们今天讲善本古籍要“化身千百”，即通过影印的方式扩大复制本的流通量，达到传承原本典籍文献内容的目的。古代的录副本就是一种“化身千百”的方式。明嘉靖录副本《永乐大典》是这种保存方式走向巅峰的表现。明代后期出现“影抄”的手段，即原样摹写底本，影抄本与底本不仅文献内容是相同的，外在的版式亦仍其旧，这与近代出现的影印（含石板影印）乃至今天的数字化影像在理念上是相同的。但影抄和影印都受到“量”的限制，不管是复制文本的速度还是数量均无法与今天的数字化相比。 

　　可能有人会质疑数字化的效果，认为数字媒介的保存本身是有问题的，得出从长远来看还是纸质文本更具有可靠性的结论。且不论纸质文本是否自身也存在保存的问题（也无必要循环追问，那样是没有意义的），质疑者忽略了典籍的保存，更根本的是需要创造“无限”的再生性载体。影印本作为独立的存在，很难再被保存于某种载体中。而古籍的数字化影像则拥有多种被保存于某种载体的可能性，比如获得授权后的影印出版，作为公共的文化资源为各种渠道复制利用，以图像全部或节取的形式再生于各种出版物中，从而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化身千百”。 

　　以明活字本《曹植集》为例，“中华古籍资源库”收录该活字本三部，免费获取的数字影像可以在得到授权后影印出版纸质本，这种途径取代了传统的影印出版方式。也可以全部图像下载保存为个体化的文本，影像的或打印的，这种方式的复制量理论上是“无限”的，也是无法统计的，意味着有“无数个”活字本《曹植集》的复制本流传于世。这直接造成下述结果：其一，社会公众使用善本古籍可以说是唾手可得，没有任何障碍，也就意味着复本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是无法预测的；其二，数字化的高清影像，使得除非特殊需要一般不再需要调阅原件，有助于原本的保存保护，而且还是在足不出户的便捷条件下完成的；其三，假如若干年后原本古籍有不测之险（理论上并非不存在），可能会找到复本。因此，善本古籍的数字化不仅是解决藏与用的矛盾问题，还在于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努力创造“无限可能”的复制文本，使原本典籍的传承成为可能。秦朝焚书坑儒为何没有中断典籍的流传，原因就在于还存在各种途径的复制性的文本。只不过我们都不愿直面后面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必须责无旁贷的将祖宗传下来的珍贵原本典籍保护好，传承好！ 

　　包括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韩等世界范围内有汉籍收藏的单位，将所藏善本古籍数字化并提供免费阅览，应该说是善本古籍保存保护的新潮流。当然，有的是全文影像数据库开放，互联网用户均可查询阅览；有的仅限局域网内阅览，总之大多数完成了数字化。而我国由于投入经费的问题，绝大多数单位没有做数字化。但很多有条件的大馆比如国家图书馆等单位，却把绝大部分的善本古籍做了缩微胶卷。如果按照现行的数字化标准，扫描“海量”的善本古籍，第一需要人员技术设备经费的大量投入，第二扫描完需要很长的时间，是很难完成数字化任务的。而通过已有的缩微胶卷的“模转数”技术，便可迅速弥补上述两种短板，也就产生了“中华古籍资源库”。当然“中华古籍资源库”的建设，得到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经费支持。事实证明，这种决策方式是非常到位的，也迅速在业界得到好评，对于其它单位的古籍数字化很有启示。当然数字化可能会担心存在侵权等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数字化影像的所有权是否得到切实的保护。“中华古籍资源库”加注水印，便是对自身权益的保护，使免费发布的数字化影像回归公益性和普惠性这两个文化属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古籍收藏相较于约5000万册件的整个中国古籍藏量也还只是一小部分，期待“中华古籍资源库”有更多的数字化古籍影像加入，条件成熟的古籍收藏单位也可以建设自己的古籍资源库，与“中华古籍资源库”一起，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内实现资源共享。这可能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但既然迈出了第一步，相信无限风光在远方，是古籍工作者绕不过去且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经作者授权，转载自《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7年第2、3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