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工程
 
《赵城金藏》修复(1949-1965)

文明《赵城金藏》是金代佛教信女崔法珍为表达对佛祖信仰的虔诚,通过断臂募捐方式,集资刻印的一部大藏经。这部藏经从金天眷二年(1139)开始刻印,到金大定十三年(1173)全部刻印完毕,前后三十余年。藏经印制完成后,因收藏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被称为“赵城金藏”。1936年8月,《赵城金藏》被范成和尚发现,部分被运到北平展览,世人才有机会一睹庐山真面目。当时北平图书馆收藏有近200卷散出的《赵城金藏》。

文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有关《赵城金藏》的资料和消息。1942年,日本人借口要在广胜寺举办活动,阴谋闯进广胜寺中搜查。广胜寺的僧人们为防止这部藏经落入日寇手中,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正在周围与日寇进行游击斗争的八路军太岳支队,将藏经从广胜寺转移出来。《赵城金藏》被全部抢救出来后,藏在沁源县废弃的煤矿中,太行行署专门派了两个同志负责保管。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政府批准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请示并电令太行行署将《赵城金藏》送到北平,移交给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保管(图一《赵城金藏》修复论证档案图二申请增派修裱技工档案)。

文明《赵城金藏》修复工作准备

文明由于《赵城金藏》长期存放在非常恶劣的环境里,经卷十之六七受潮并长满黑霉,整个经卷粘连在一起,从外观上看就像一根炭棒,亟待整理修复。入藏北平图书馆以后,各界对此都非常重视,马上着手募集修复用纸,修复、整理这部珍贵的佛教经典。《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开始于1949年,到1965年完成,用了近16年的时间。

文明《赵城金藏》修复工艺

文明
蒸:将因霉变粘在一起的经卷包上毛巾、外面再裹上纸,放在特制的笼屉里蒸。

文明揭:将蒸过的经卷外纸轻轻揭开,揭不开再蒸,再揭,直到书叶全部揭开。

文明托:在揭开的书叶背面粘贴一层纸,上墙绷平。

文明裁方:将托好的书叶裁成四方形。

文明接纸:将书叶按顺序粘连在一起。

文明上褙:在书叶背面粘上褙纸,上墙绷平。

文明砑光:在褙纸上打腊,用石头砑光。

文明裁齐:裁齐经卷的上下两边。

文明装天地杆:在经卷首尾两端加装天地杆。

文明《赵城金藏》修复工艺的评价

文明《赵城金藏》是国家图书馆第一次采用“整旧如旧”原则修复的古籍。当时确定《赵城金藏》修复原则的赵万里先生有一段精彩的发言:“过去本馆装修的观点是将每一书完全改为新装,此办法始而觉得很好,其后则发现它不对,一本书有它的时代背景,所以自(民国)廿三年后决定不再改装,以保持原样。”

文明《赵城金藏》是秉承“整旧如旧”原则进行修复的第一批重要文献,其优点是工艺简单、操作容易、省时省力,在当时人力、物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提高了修复的速度,把这一国宝从严重残破霉变中解救出来(图三修复前后的《赵城金藏》)。

文明《赵城金藏》的修复受时代局限,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如部分经卷被换掉了褙纸;经卷上、下边被裁剪;部分经卷的天地杆被换下;修复时没有留下比较详细的工作记录等,值得后人思考改进。

 
敦煌遗书修复(1991年3月至今)

文明国家图书馆收藏有1.6万余号敦煌遗书,约占敦煌遗书现存数量的四分之一。敦煌遗书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科技、艺术、医药等各个门类。有中文、梵文、回鹘文等众多语言的文字资料。文献书写年代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原料的纸张,为我们研究中国造纸术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采用不同装帧方法装订的敦煌遗书,为我们展示了写本时期装帧形式的演变过程。因此,敦煌遗书堪称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保护好这份珍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并使其长久流传下去,是我们古籍修复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文明敦煌遗书因为时间久远,破损严重的卷子已不能展开阅读。有的卷子曾被泥土、油(古人使用的灯油或蜡油)、水污染,变得脆硬、糟朽。每次展阅,常有随手掉下来的残渣和碎片。

文明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按照时间和修复方法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文明(1)古人修复的敦煌遗书

文明 敦煌遗书中保存着一些唐五代修复的经卷。如在国家图书馆藏BD14129 (新0329)中就留有三界寺僧人道真写下的修复愿文:“长兴五年岁次甲午(934)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古人修复敦煌遗书所选用的修复材料只有纸张,采用的补纸有两种:一种是抄写经书时剩余的素纸,另一种是被废弃了的文书书叶。

文明 BD01097(昃97)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卷残破断裂,在卷子的背面的四块补丁是分四次粘补上去的。第一块补丁,也就是最下面的一块的面积最小,后面三块的面积依次变大。前后四次修复所采用的修复技法相同,均是用刀或剪将补纸裁剪成长方形进行粘补。前三张的纸张厚度相同,第四张纸的厚度比前三张厚了一倍多。古人的修复是不自觉的行为,说不上什么“修复理念”,但是这种方式,多少符合今天我们所说的“整旧如旧”。古人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文明(2)1900年—1990年修复的敦煌遗书

文明敦煌遗书自发现之后,就不断散佚。许多收藏者出于保护的目的,对其做了各种各样的装潢修整,故这个时期的敦煌遗书,在修复技法上呈现出多样性。

文明一类是完全按照中国字画手卷装裱法进行装裱的。如唐开元六年(718)写本《无上秘要》。民国年间曾修整托裱,加装了天头、隔水、引首、拖尾等。写经纸上下各镶有1毫米宽的局条,手卷端面光亮、平整。拖尾前部右下角钤“故宫博物院修整组修复”朱文印章一方,装裱技法堪称精良。但这种装裱也有缺点:一是削卷,即对芯纸进行切削,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使芯纸变窄;二是往卷芯和托纸镶料上刷胶矾水。矾就是硫酸铝,现代研究表明硫酸铝在有水分存在的情况下,可以产生水解反应,呈酸性。酸是促进纸张老化变质的主要原因。从此卷的外观效果上看,装裱时,添加了胶矾,时间一长,必然影响经卷寿命。

文明一类是大谷收藏品。大谷收藏品在20年代前后全部经过修复,通卷托裱,卷端粘接包首,卷尾加装直径达2.1厘米的轴杆,说明此时人们已经试着用加大轴杆的直径来保护经卷。但是,大谷藏品通卷托裱,既不利于文物研究,也影响阅览经卷背后的文字。这种方式有极大的局限性。

文明一类是沿用将经卷纸张搓薄、整卷托表的传统手卷装裱方法。在1985年前后,国家图书馆曾经对个别敦煌卷子进行了尝试性修复。可惜在修复方法上没有创新,仍然沿用将经卷纸张搓薄、整卷托裱的传统手卷装裱方法。当时善本部主任李致忠先生明确指出此种修复方法不妥,在没有研究出科学的修复方法前应停止修复。许多专家对修复结果也不满意,修复工作没有展开进行。

(3)1991年以后开展的敦煌遗书修复工作

文明国家图书馆大规模敦煌遗书修复工作始于1991年3月。在任继愈馆长的领导组织下,此项工作列入了国家图书馆“八五”期间的重点工作。在专家的指导下,善本特藏修复中心认真总结了前人和国内外修复敦煌遗书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整旧如旧”、“局部修补”为核心的全新修复方法。经众多专家反复研究论证,制定出了敦煌遗书修复方案。此后,这个方案成为指导敦煌遗书修复工作的重要原则,并逐渐为英、法等国外同行接受并采用。十五年的敦煌遗书修复实践证明,这个修复方案的主体是正确的。

文明1991年后开展的敦煌遗书修复工作采取了科学的修复原则:

文明①在指导思想上,严格贯彻“整旧如旧”的方针,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它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

文明②在修复方法上,坚决摒弃传统的通卷托裱,采取对原卷的保存现状与残破现状作具体分析,区别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的原则,做到既充分保证原卷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再损坏,以保障研究者的使用与保管者的管理;又尽量少修,尽量保持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卷子原状,保留原卷的各种研究信息。

文明③在外观效果上,要求修复时附加的裱补纸与原卷必须有明显的区别,从而避免因修复工作而干扰原卷固有的研究信息。

文明④在保留处理上,要求修复工作本身是可逆的,将来如果有更好的修复技术出现,便可以清除目前的修复状态,恢复原状。

文明 上述修复原则与方法的提出,在世界范围的敦煌遗书修复工作中还是第一次。在各方面努力下,上述原则得到较好的贯彻。

文明(4)敦煌遗书的修复技法

文明针对敦煌遗书的两种形态(卷轴、残片)修复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修复方法:

文明① 卷轴修复法
文明
文明卷轴修复的特点是选用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原件厚度的纸张,染成比原件略浅的颜色,然后分层对原件的缺损部位进行修补。首先用喷壶将原件的背面喷湿、展平,沿着破损边缘涂抹浆糊(浆糊的涂抹宽度应控制在两毫米以内)后,粘上第一层皮纸,然后沿着浆糊的印记趁湿将补纸的多余部分撕下。此时要注意补纸与原件之间纤维的搭接距离是否适宜。第一层补纸的作用只是用来填补缺损处,因此,最佳的粘接状况应该只是补纸撕出的纤维搭接在原件上。操作时需要非常细心,多余的纤维要用镊子将其剔除。第二层与第三层补纸的粘接方法与第一层的粘接方法近似,区别在于浆口加宽,主要起加固的作用。将大面积的残破处修复好后,需对卷子四边进行修整。修复四边时要注意修复卷子的上下两边,卷边即使只有微小的裂口也要进行修补。对卷首和卷尾处的破损要区别对待,有些卷子虽然残破,但并无裂口就可不补。因为以后此处有可能与其它卷子缀合。

文明②残片修复法

文明
残片修复法与卷子修复法基本相同,只是更注重对残片中央部分的粘接。残片采用装袋平放保存方式。用手工宣纸制作相同规格的纸袋,将残片按大小分类存放。为防止残片错位,造成原件与编号的混乱,并在纸袋底面摹出残片的形状。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简便实用的好方法。
15年来,国家图书馆已修复敦煌遗书约6000件。

文明
2003年,国家加大了对古籍修复事业的资金投入,不仅建立了修复档案数据库,还增添了电子显微镜和数码相机。这些设备,使我们的目光从原来只能看到敦煌遗书的表面,深入到了敦煌遗书纸张的内部结构,使我们的认知产生了质的飞跃。从此,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工作从传统步入了科学。现在,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工作已开始涉及纸张的微观世界。敦煌纸张纤维的细微变化都通过纸张纤维检测系统详细记录在修复档案数据库中,并将成为研究和实施修复与保护方法的重要依据。

 
修复成果(部分)



《永乐大典》修复(2002年)

文明《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现存400余册的《永乐大典》星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单位。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 221册,其中60册寄存台北中央图书馆。这批珍贵古籍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半数以上经前人修复过。修复过的《永乐大典》有的被整册托裱,有的已经改变了装帧形式,原来的包背装已经改为线装;有的书皮被添换,材质和颜色与原件有很大差异。

文明国家图书馆在文化部、财政部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于2002年启动《永乐大典》的修复保护工作。善本特藏修复中心草拟了《永乐大典》修复原则、细则以及修复方案征求意见稿,多次向各界专家学者征求意见。修复人员慎重选择材料,认真组织修复,并设计制作了紫檀装具。

文明修复材料在古籍修复工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修复材料是否与原件一致,关系到古籍能否再现神韵。在选择与《永乐大典》原书皮一致的丝织品时,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布店,采购到与《永乐大典》书皮材料接近的生丝织物。修复用纸选用的是清代旧高丽纸。

文明《永乐大典》的修复主要采取以下技法:

文明 ⑴书皮的修复,一般不把用作书皮的丝织品从纸板上揭下来,只把破损处周围掀起1厘米左右,然后用颜色近似的丝织品修补。修复书皮的纸板时,要把纸板分层揭开1厘米左右,把补纸插进,然后在补纸上再粘纸,直至补纸和纸板厚度相同为止。

文明 ⑵书叶的修复,以“掏补”为主,即在不拆掉书皮和纸捻的情况下,把毛笔和补纸伸进书叶中间修补书叶上的破洞。选用的补纸四周用手撕出纸毛,以降低补纸和书叶互相搭接处的厚度。

文明 ⑶由于书叶的修复方法和以往不同,压平的方法也要随之改变。每次修补8 -10叶左右的书叶,就要用宣纸夹进书叶之间,用压书板把书夹住,再加重物压平。

文明 为保护《永乐大典》的原始装帧,在不将原书拆散的情况下,修复人员创造性地运用掏补的方法修补书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永乐大典》的原貌。

文明 修复工作完成后,财政部拨专款为《永乐大典》配置了新装具,完善了《永乐大典》的保存环境。




西夏文献修复(2003年3月—2004年1月)

文明 国家图书馆收藏西夏文献总计120余册件,是珍稀的文献和重要的史料。 2003年,国家图书馆启动了西夏文献修复工程。西夏文献修复工作从调研、论证到修复完毕,历时一年。

文明 西夏文献的修复突出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文明 ⑴邀请西夏学专家史金波先生自始至终参与修复工作,对文献的顺序、缀合和价值保护进行判定和指导。

文明 ⑵重点组织修复带有文字的裱纸和经文背面的写有文字的小块补纸。将书叶背面的写有文字的补纸先揭开,拍照片以后再粘回原处。这样既达到揭示全部文献资料的目的,又没有改变文献的原貌。对于在封面纸板中揭出的写有文字的纸张,在扫描以后将其复位。保持文献的原始面貌。

文明 ⑶采用数字化方法指导修复,第一次全面制作了修复档案,对西夏文修复前后状态和修复过程进行了全面记录。对西夏文献的古纸纤维进行了选样分析和研究。

文明 ⑷在修复过程中对西夏文献进行跟进整理和研究,出版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中汉文文献释录》、《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等著作和论文。

文明 西夏文献的修复充分体现了文献专家与修复专家、先进技术与传统工艺、修复与研究的结合,积累了成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