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国家调拨、购买古籍，充实馆藏是国家文化建设和保护古籍的重要方面。几十年来，国家图书馆通过调拨、购买等方式收藏了大量古籍文献。许多私人藏书家更是慷慨捐赠、转让，使皇家秘籍、民间珍藏、流沙劫余、考古出土的人间珍宝，犹如百川归海，汇入琅洞天。

文明1909年，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清政府决定将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的部分旧藏拨交庋藏，成为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基础。

文明1910年, 清政府下令调拨敦煌劫余文书（图一、图二），使这批历经劫难的珍贵文献进入京师图书馆，告别了任人瓜分抢夺的悲惨命运。

文明1915年，历尽劫难的《四库全书》原函原架悉数运京,成为现今惟一架、函、书一体保存的《四库全书》。(图一、图二)

文明图书馆员的孜孜以求，不畏艰险，是文献得以保存完好的重要基础。北平图书馆时期，袁同礼馆长（图一）为珍贵回鹘文《大唐三藏法师传》的入藏，派其弟亲赴新疆求购，还派王重民（图二）、向达（图三）先生赴英、法整理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

文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告别了文物大量外流的历史。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在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稳步增长。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华北人民政府即将4300余卷《赵城金藏》调拨北平图书馆（图一）。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古籍从1949年的13万册增加到现在的27万册，其他特藏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也都有大幅增加。

文明1956年和1965年，国家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两次斥巨资从香港购回著名藏书家陈清华（图一）的藏书，拨交国家图书馆收藏，使珍贵典籍免遭离散的命运。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两批书收购做出的果断决定，至今仍为文化界津津乐道。2004年国家动用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再次购进陈氏海外遗珍，又在续写着上一个世纪的佳话。

文明1956年，北京图书馆、中国佛教协会等单位组织人力经过三年的努力，传拓房山石经7份22万余张，传拓数量可谓前无古人，勘称中国传拓史上最大的工程。房山石经拓片分藏在国家图书馆等6个公藏单位中，成为重要研究资料。

文明1973年，我国著名学者陈垣先生遗书3679种31732册（线装书）入藏北京图书馆。
文明从1912年残存的《永乐大典》（图一）60册入藏京师图书馆，到1983年山东掖县的 1册《永乐大典》采入善本库。馆藏《永乐大典》达到221册，其中国家调拨、藏书家的无私捐赠和苏联、民主德国等友好国家的主动归还是现存《永乐大典》重新聚首的重要保障。

文明1989年，北京图书馆从中国书店购进珍贵的宋淳熙七年筠州公使库刻本《诗集传》。

文明2003年，国家图书馆从韩国购进南宋刻本《思溪藏·大般若波罗蜜经》三百余卷。

文明2005年，国家图书馆从新疆和田购进一批珍贵西域文献（图一、图二、图三）。

文明2006年，国家图书馆购进《元官藏》。


文明早在1919年，京师图书馆就发布过《征求书籍简章》、《京师图书馆征求书籍启》、《变通捐助图书褒奖办法》，一时间得到不少藏书家的响应。先后有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南陵徐氏积学斋、归安姚氏咫进斋等捐让。建国后，更有许多藏书家出于爱国热忱或捐或让，将自家的藏书送到国家图书馆。先有傅增湘先生后人遵嘱捐赠“双鉴”，后有天津周叔先生、铁琴铜剑楼瞿济苍昆仲、南海宝礼堂潘宗周后人以及翁之熹、邢之襄、赵元方、高君箴等先生或捐赠或出让大量的善本书，使珍贵的古籍善本从私人藏书家手中如涓涓细流汇入国家图书馆。


文明周叔弢（图一），原名周暹，字叔，以字行。著名的实业家、藏书家。他把一生经营所得大多用于购买图书文物，聚书4万册。其中很多是宋元明精本。1952年，周叔弢将其毕生所聚715种善本书全部捐献北京图书馆。移交前，周先生一一摩挲这些善本，亲自装箱，爱书爱国情感交融。周叔弢对善本古籍的收藏标准高，选书严格，晚年曾给善本总结了五好标准：版刻好，不能是邋遢本，这好比先天体格强健；纸张好，印刷好，这好比后天营养好；题跋好，这好比此人富有才华，有学问；收藏印章好，这好比美人淡妆；装潢好，这好比衣冠整齐。他在最珍贵的书上一般只钤最小的“周暹”印章，避免伤及图书。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在捐赠其珍藏的《永乐大典》时写到：“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责也。”（图二：周叔弢信1通）

文明傅增湘，四川江安人，字沅叔，自号藏园、藏园居士。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版本学家。藏园，是取苏东坡致子由诗“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因藏有宋刻本《资治通鉴》（图一）、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图二），故名其藏书楼为“双鉴楼”。傅增湘曾说：“文字典籍，天下公器，此殊尤绝异之品，宁终必为吾有？”又说“信知私家之守，不敌公库之藏矣”。1948年，傅增湘病重，叮嘱后人将“双鉴”捐赠国家图书馆，并嘱身后所遗善本精粹不能分散。藏园老人辞世后，后人遵嘱将善本转与国家图书馆，藏园外库普通书赠予家乡四川。“双鉴”的入藏，成为共和国成立后藏书家向国家的第一笔珍贵善本捐献。

文明曾藏周叔弢先生家的宋浙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周叔先生捐赠国图时仅缺一册，1992年，傅熹年（傅增湘先生文孙）得知家藏一册可补其缺，和家人一起慨然将珍贵家藏捐赠，使此书合为全帙。

文明藏书家翁之熹看到国家图书馆书库的环境很好，有陈恩惠先生在保管，有装订室的老师傅把破损书修复得很好，他对周叔先生说，自己藏了一辈子书，总得使书得归其所，有一个好归宿，这好比是给女儿找一个婆家，把女儿嫁出去不会受气。他最终把自己的珍藏捐给了国家图书馆。

文明藏书家郑振铎（1898－1958）（图一），字西谛。福建长乐人。现代著名作家、文学史家、藏书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所长。1954年任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率团出国访问，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殉职。郑振铎以毕生精力辛勤收集古今中外图书17000余部，9万余册。其中宋、元、明、清古籍善本的数量及质量为当代私家藏书中所罕见。其藏书涉及历代诗文、词曲、小说、戏曲、宝卷、版画及经济史料类，大多是从研究工作的需要出发而收书，他“藏而致用”的收藏理念为界内所称道。他节衣缩食，孜孜以求，以对古籍的真知笃好，慧眼识宝，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了一批珍贵古籍文献，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遇难之后，他的全部藏书由夫人高君箴女士秉承他生前的遗愿，捐献国家，入藏国家图书馆。196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国家图书馆编辑的郑振铎藏书目录《西谛书目》，以藏书中的古籍线装书为主，编成书目五卷，题跋一卷，成为供学术界研究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