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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年画保护问题的思索
王海霞

  2006年11月3日,“中国木版年画保护与发展座谈会”在西安召开,这是在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陕西省文化厅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木版年画联展”举办期间召开的,由来自全国的专家、年画保护单位负责人、年画艺人和相关单位文化官员和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参加的座谈会。会后,专家们谈及一些年画保护中的迫切问题,引发了我的思索,对于目前传统年画保护中的一些问题,我谨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和美术界的注意,对传统年画的保护提出高见。

  传统年画作为遗产的文化价值一直没有被充分重视

  传统年画(主要指木版年画)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绘画品类之一。它自有记载以来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广大民众最熟悉、最喜爱、使用最广泛的装饰艺术。它的题材包罗万象,真正是百科全书式地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无论从历史时限、流布地域的广度(除了西藏以外的全国各地都曾贴用年画),还是题材的丰富性和文化的涉猎面上,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画种能与之媲美。在没有现代传媒和娱乐形式的千百年间,民众的道德教育和审美需求的满足就是靠年画这样的艺术形式。它承担了太多的民族文化的重负。这样一个画种,在现代社会中,在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衰落了,这固然是时代的必然,但是作为文化遗产,年画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我们需要了解它的价值,了解它给予过中国人怎样的精神享受和品德的教育作用,从而汲取其文化精华。传统年画中表现出来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精神,至今都是我们极力提倡而收效甚微的。传统年画最重要的是有一种骨气,一种民族不屈不服的精神,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刻,民间年画出现了大量的保家卫国、抗击侵略、反压迫、反军阀的题材。这一点是其他画种包括文人画在内所不具备的和达不到的。年画里的故事永远是教人从良向善、知荣辱、知孝道、懂做人道理的。而现在一些画家为金钱炒作,道德沦丧,社会责任缺失,更谈不上民族气节。他们的创作和做法与年画遗产相比,更加显出低落和鄙俗。我们提倡的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念,实际上早在传统年画中就存在了。现在重新提出来,除了说明当今社会道德的缺失,人们需要补上荣辱观这一课外,还说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净化道德的力量和价值永远是不过时的。实际上,传统年画作为遗产的文化价值一直没有被我们充分重视。今天,我们重新考量传统文化的作用,不妨从年画这一文化遗产里寻找一些精神的救赎力量,要知道,传统年画里一直有一种民族自强的骨气,这是我们需要保护和传承的文化精神。

  忘记或回避前辈的功劳,“做秀”、“摘桃子’、“抢滩占地”问题严重

  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保护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其中之一就是忘记前人的功劳,在遗产保护的舞台上做秀和抢摘桃子。这次座谈会上,众多的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为保护年画作出了贡献的前辈。这当中不仅有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从事保护和抢救工作地一大批前辈,还有50年代初期就收集年画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样的专业单位。我们忘记或不提及他们不是无知就是有意回避。今天我们虽然需要高调的宣传,但不主张将保护工作变成个人的秀场,搞现场直播、有偿挂牌和搞劳民伤财的所谓会议乃至搞虚假的国际论坛,为个人造势,搞个人魅力展示,让当地百姓为其买单,把早就发现的年画老版子和作坊作为自已的首发仪式,好像只有现在才有人站出来保护似的,即无知又浅薄。另一个问题是在出版上“跑马占地”,也是保护工作中出现的一种不良事项,我们在20年前的《十部集成文艺志书》中漏掉了民间年画在内的民间美术了,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是,急于出成果,抢滩占地,把学术价值不高的东西拿来,以新充旧,甚至冒充遗产出版,又形成了新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一批年画遗产,要感谢那些默默地奉献和抢救年画的前辈们。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有识之士开始了抢救和保护年画的工作,还有七十年如一日从事年画研究收藏的一批专家和艺人。正是有了这样一批人士的辛勤工作、无私奉献,我们才有机会在今天看到祖先留下的财富。我们对曾经为我们的年画保护和抢救作出贡献的老专家给予深切的缅怀和尊重,这其中有我们民族文化的旗帜——鲁迅先生,他曾收集了30余幅河南和湖南等地的年画,他对木刻版画的重视也源于他看到了民间“画纸”对于民众的教育作用。他借用民间的话“这是花纸,好看的”来分析美术的教育作用,认为美术有精神的实用功能。郑振铎、钟敬文先生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也亲身参与了木版年画的收藏和抢救工作。苏州的文人世家顾工硕先生和其子在解放初期,收集了大批苏州和上海的老版年画并刷印保存,为苏州年画的保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惜苏州年画老版几乎全部毁于“文革”一炬。还有阿英先生的女儿也把父亲收藏的200多幅年画捐给了苏州年画博物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树村先生、史怡弓先生在50年代初期,就跑遍众多的年画产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收集了上千张传统年画。由上海赴台湾的娄子匡先生、四川的史维安先生等等,都是我们国家传统年画保护的先行者和令人起敬的前辈。

  60年代后,又有一批值得提及的一批艺术家和民间艺人参与到了年画的保护和抢救工作中来,这其中有山东的叶又新先生、谢昌一先生、张殿英先生,西安的张茂才先生、王宁宇先生,河南的娄敬华先生、郭太运先生。陕西的邰怡先生,福建的颜文华先生等等。他们都为年画的抢救和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也有一批有识之士正在为年画的保护努力工作着,这其中有进入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单位的管理领导和传承人,有一直守护并传承着家族手艺的年画世家的艺人。他们都在继续为年画的保护默默工作着,探索着。

  在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我们需要辨识真正的遗产,明白怎样开展保护工作,还要做到不存私心,不捞取功名,不搞“运动”,对于“做秀”和“摘桃子”的做法要给予抵制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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