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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保论坛丨 林世田:涌泉寺保护修复佛教大藏经的启示

  作者 | 林世田 国家图书馆

  2005年,在涌泉寺考察经版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15年来,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已经由“小众事业”发展成与每个人休戚相关的“全民事业”,这与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共同奋斗是分不开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我长期关注佛教界的古籍保护工作,特别是自2005年以来曾五次赴涌泉寺考察,深切地感受到涌泉寺所藏珍贵大藏经能够完好地保护传承下来,离不开明末清初以来永觉元贤、为霖道霈、滋亭、虚云、圆瑛等历代高僧大德,以及当代普法大和尚的守护与奉献。涌泉寺保护修复佛教大藏经的历程彰显了佛教界保护古籍的智慧,对当前佛教界古籍保护工作具有较大启示作用。

  福建鼓山涌泉寺始建于五代,是曹洞宗祖庭,为福建五大丛林之首,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文物古籍存藏丰富,尤以所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龙藏》、历代高僧血经,以及明代以来经板闻名天下。

  涌泉寺珍藏的每一部藏经背后都有一段精彩故事。根据天字函《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十卷尾施经牌记,涌泉寺的《永乐南藏》是清代顺治十一年(1654), 民族英雄郑成功的表叔黄征明捐赠给涌泉寺的。他在顺治十一年被委派到福州招抚郑成功,但是没有成功。在这一年,他捐银320两,施印了一部《永乐南藏》给涌泉寺。

  黄征明施经题记

  涌泉寺所藏《永乐北藏》,经折装,上下木制夹板,两端用宽棉布带捆扎,经中钤“御赐鼓山涌泉禅寺藏经”朱印。这部藏经是康熙帝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颁赐给涌泉寺的。这也说明康熙年间仍将《永乐北藏》作为官版大藏经颁赐天下。

  “御赐鼓山涌泉禅寺藏经”钤印

  《嘉兴藏》亦称《方册藏经》,涌泉寺采用苏州码子编次藏经函号,颇具 特色,这是涌泉寺一大发明。据《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十五《请方册藏经记》可知,这部藏经是永觉元贤大师在明代崇祯元年(1628)夏天,冒着酷暑,翻山越岭,亲自到嘉兴楞严寺请经而来。因为酷暑,加上一路奔波,永觉元贤大师到了嘉兴就中暑病倒,半个月才病愈。乘船返回的路上,经过钱塘江,正值钱塘江涨潮,上万居民被潮水卷走;船到浙江衢州的清湖,河水暴涨,平地成江;洪水过后,路塌桥断。可以说,这部藏经是永觉元贤大师冒着万死一生的危险,经历三次劫难,才请回来的。

  用苏州码子编号的《嘉兴藏》

  血经是由历代高僧大德用自己的鲜血抄写而成。抄写一部血经往往要花上二三十年的时间,非常珍贵,因为血经不容易保存,一般寺院仅藏有两三部, 而涌泉寺则多达657册,为全国之冠。这些血经大部分是涌泉寺的高僧大德抄 写的。其中,保存最早的为明崇祯十一年(1638)的《佛说佛名经》,仔细研读血经题记,可知这部血经是以明崇祯十一年光孝寺刻本为底本书写的,因题记中有“皇明崇祯拾壹年”纪年,其抄写年份应在明末或南明时期。

  血书《佛说佛名经》

  佛教界把大藏经视为三宝之一的法宝,认为整理、保护、流通大藏经,功德无量。涌泉寺佛教法事活动频繁,藏经使用频率高,损坏的自然也就多。再加上南方天气潮湿,易遭虫蠹。有损坏就要修复,以恢复其作为经书的功用。因此可以说历史上涌泉寺的藏经修复是一直持续不断的。

  修复藏经记

  在涌泉寺众多的修复者中,最有影响并且留下碑文记录的就是滋亭通雨大师(?—1844)。据《修藏经记》记载, 面对破损、虫蛀的藏经,主藏僧滋亭于道光八年(1828)六月用自己多年积攒的四百余金钵资,聘请良工先修《永乐北藏》,至道光十四年(1834)修复完成300多卷。后遇福州旱涝频繁,斋粮匮乏,僧众星散,滋亭上人义无反顾,担当住持,广结善缘,修天王殿、般若庵,增置田产,雇工耕种,斋食丰盈。三年之后,寺院再复生机,即以老病告 退,专心整理修复藏经。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完成了《永乐北藏》《龙藏》的修复工作,并花费二千余金,制作十二个楠木经橱。滋亭上人次年圆寂,为修复藏经奉献一生。

  在中国历次书厄中,尤以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华典籍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据统计,日本侵华期间,仅在华北地区就通过“焚书”的方式烧毁各类书刊65万余册,通过轰炸等手段毁掉的图书馆及其藏书更是不计其数,对中华文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免遭战火涂炭,中国社会各界一大批有志之士全力以赴,守望相助,抢救保护珍贵文献典籍,谱写了全民抗战的辉煌篇章。其中圆瑛大师抗战时期保护抢救鼓山涌泉寺大藏经,成为佛教界在抗战中保护中华古籍的典范。

  圆瑛大师是福建古田人,18岁在涌泉寺礼增西上人出家,多次住持涌泉寺,与涌泉寺渊源很深。他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圆瑛大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在日军逼近福州时,政府当局动员沿海各地将重要文物向内地山区转移。圆瑛大师紧急组织力量,把元代延祐二年(1315)刻印的《延祐藏》、明代的《南藏》《北藏》、明清两代血经以及传世孤罕的珍贵版本装了二十多箱,经与尤溪县詹宣献联系后,于1939年7月亲自将这些珍籍护送到尤溪西部的纪洪乡三峰寺秘密保存。抗日战争胜利后,圆瑛大师又把保存完好的二十多箱佛经运回涌泉寺,从而躲过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劫难。

  生霉的血经

  2005年10月2日,七百年难得一遇的龙王台风肆虐福建,位于福州鼓山半山坳的涌泉寺受灾尤重。洪水裹挟泥石,汇成巨流,瞬间冲垮寺院后墙,扫荡了整个寺院。一些殿堂坍塌,大部分殿堂尽管安然无恙,但是积水高达1.5米左右,致使经橱下面两层约5000余册经书直接遭遇水浸,有的被浸时间长达一天半。未淹经书也极度受潮。祸不单行的是,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带的鼓山,在10月中旬以后,天气转阴,湿度增大,而气温仍然很高。经过初步处理未能晾干的经书又遭霉菌的侵袭,散发出浓烈的霉味。特别是血经,由于血渍的营养作用,更利于霉菌生长,生霉情况更为严峻。不少原来只是受潮的血经,在白纸红字中夹杂着大量的黑色霉斑,有的甚至已经蔓延成片,长出一层绿色的绒毛。

  在突如其来的特大自然灾害面前, 普法大和尚组织全寺僧俗二众在保护、 清理寺院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抢救经书上:一面是组织僧众有序地在泥渣污水中涉水救书;一面是及时开会研究抢救方案,并连夜打电话向有关专 家咨询,结合寺院实际条件,采取了五个科学、有效的抢救措施。

  第一,将受水浸泡的经书转移到弘法楼和招待所。弘法楼和招待所地势较高,比较宽敞通透,有利于通风、排湿。在这里,转移过来的水淹经书被井然有 序地摊开摆放在晒经板和简易书台、书架上,不仅及时脱离水泡的恶劣境况, 而且拥有了良好的通风、去湿空间条件。

  第二,用宣纸去湿。根据有关专家的建议,使用我国传统纸张去湿的方法去除经书中的水分。还按照大藏经的文物文献价值,对抢救的先后顺序进行合理安排,先处理价值最高又最容易损坏的血经,再抢救各种刻本藏经,最后处理现代出版物。在夹纸去湿的抢救过程中,有150多名僧人、信徒对5000余册 被淹经书进行了多次置换吸湿纸的工作,置换最多的达10次以上。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对经书损害小,操作简便,去湿效果明显,是涌泉寺当时条件下可采取的最佳措施。

  第三,用酒精去除霉菌。经书受潮后生霉是亟待解决的另一问题。根据相关专家的意见,僧俗二众用棉签蘸酒精擦除一个个霉点,使生霉现象暂时得到有效遏制。

  第四,用抽湿机、活性炭和生石灰去除存储空间的湿气。经过排水,藏经殿内的积水被很快排出,但房间内的湿度仍然很高,这对仍然存放在殿内的未淹经书极为不利。存放了大量水淹经书的弘法楼和招待所也同样需要排湿。然而,不管是藏经殿,还是弘法楼、招待所都没有除湿设备,大量湿气无法排除。寺院只能依靠社会捐助的大功率抽湿机日夜不停地抽湿,并辅以活性炭、生石灰吸湿,增强去湿效果。同时,他们还利用寺院的电风扇加速空气流通,对干燥空气、抑止霉菌生长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五,用无毒杀菌涂料对藏经殿消毒。为有效抑制和杀灭藏经场所的霉 菌,普法大和尚根据相关专家的意见,采用无毒杀菌专业涂料消毒杀菌。这种涂料能刺破细菌的细胞壁膜,达到杀菌目的,据说对纸质文献没有任何危害。但普法大和尚为了经书的安全起见,只把这种涂料喷涂在墙壁上,而没有直接用于经书上。

  改造后的藏经殿

  在2005年考察涌泉寺大藏经后,鉴于涌泉寺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降雨多、湿度大、温度高,非常适宜霉菌的生长,我们建议首先应该尽快改建或新建一个恒温恒湿的现代化书库,这是涌泉寺大藏经保护的根本之策。

  普法大和尚在寺院恢复秩序之后,积极推进藏经殿的改造,并于2017年在获得文物部门审批通过后开始实施。一年多以后的2019年1月,改造后的藏经殿基本具备了文物收藏条件,成功迎回29个经橱内的2万多册藏经。

  藏经殿经改造后,融合了传统的建筑风格与现代的使用功能,提升了古籍保护水平的同时,保留了藏经殿原有样式,彰显了佛教界保护古籍的智慧,值得借鉴推广。

  历代典籍,其中也包括佛教典籍,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宝藏。做好佛教古籍保护工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 责任,是时代提供给我们的机遇。我们当以涌泉寺保护修复佛教大藏经为典 范,扎扎实实做好当前佛教古籍保护工作,谱写佛教古籍保护的新篇章。

  (转自“古籍保护”微信公众号,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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