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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学科建设高端访谈】杨健:古籍保护应设置独立学科

  本报记者 刘晓立

  自下而上不如自上而下

  藏书报:您最早接触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是什么时候?目前北京师范大学进展情况如何?

  杨健:很惭愧,虽然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是我们一直想做的,而且从图书馆的角度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包括开辟了200多平方米的古籍修复室,但实际上北京师范大学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个项目。

  最早接触古籍保护学科是2014年的时候,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印发了关于加强与高等院校合作联合培养古籍保护人才的通知,我们当时觉得非常有意义,后来也一直在努力促成这个事。学校图书馆与管理学院业务往来很多,双方对古籍保护学科建设都很重视,多次商讨想要将古籍保护学科放在图书情报专业下,只是在推进过程中发现还有不少障碍。

  藏书报:在您看来,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障碍主要有哪些?

  杨健:对我们来说,目前的主要障碍在于招生指标的调整。学校的招生指标有一个总量控制,涉及很多环节,并不是某一个学院或者图书馆想要开辟某个专业就可以招生的。现在的问题是,图书馆想要培养带有学历性质的人才,但本身又不能担负人才培养的责任,只能自下往上推,从图书馆、院系到学校,再到教育部,就相对比较困难。所以,从2014年到现在只有几所高校开始了古籍保护人才培养,而且有的恰好赶上2013年的教育部专业硕士学位调整,有的之前就有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其他没有这种基础和条件的学校则相对困难。所以,我希望文化部能与教育部形成一个共识,如果由教育部直接去推动的话,这个事情就好做多了。

  图书馆期待古籍修复人才

  藏书报:新学科的建立毕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请您先介绍一下北师大图书馆的古籍保护情况吧。

  杨健:我馆有古籍保护的概念很早。2007年国家推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前,我馆和很多高校图书馆一样,在古籍修复、书库管理等方面很薄弱,但是已经有了这个概念。“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推出后,我们更加重视。2008年,我馆成为国务院批准公布的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目前,我馆的古籍线装书藏量达3万余种40万余册,其中善本古籍3500余种,126种馆藏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为了更好地保护馆藏古籍,2009年,我馆还从当年的硕士毕业生中选择了一位留校,专门从事古籍修复与保护。这个毕业生本身对此比较感兴趣,又有相关学科背景(本科是理科的背景,硕士阶段读的古典文献学),之后我馆还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培训,算是有了从事古籍保护的专业人才。

  另外,我们还从南京艺术学院招到了一个专门学习古籍修复的本科生。因为高校进人非常困难,为了解决用人指标的问题,我们还不得不采取挂靠公司的方式暂时安排这个毕业生。相对于公共馆或较为独立的图书馆,解决用人问题是高校图书馆更好地推动古籍保护工作的一大助力。毕竟有了“人”才能做事。

  2009年,我校新建图书馆,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图书馆。因为修复室需要很多电器仪器,所以从安全的角度,馆领导不希望修复室在新馆,而安排在了老馆。但是老馆装修进度较慢,影响了修复室的建设进度,现在这个200平方米的修复室仍处于最后的装修阶段。从面积上看,它完全按照国家的要求,达到了重点修复室的标准,包括一些基本的修复设备也都购进了。

  此外,我们还一直在做开发、利用古籍的工作,出版了一些古籍影印整理方面的成果,这个应该算是再生性的古籍保护工作了,我们会继续做下去。

  藏书报:古籍保护是图书馆的事情,学科建设是高校的事情,那么,作为高校图书馆,是不是有更多可为之处?

  杨健:以复旦大学为例,复旦大学的古籍保护学科工作是由杨玉良院士直接挂帅。我关注到他最近与古籍保护相关的活动主要是重新研制开化纸,实际上是从材料科学的角度去研究古籍保护。同时,复旦大学图书馆与该校古籍整理研究所联系比较密切,所以从古籍保护上来说就又有了文科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复旦大学在学科建设和整合方面应该是做得最好的。

  古籍保护人才,除了应具备部分理科理论、文史基础知识外,还应该有手工技能,有工艺美术的修养,是复合型人才。所以古籍保护学科建设需要多方力量的参与,高校图书馆单方面来做这个事情,实际上面临着诸多困难。

  比如,如果每年都是小规模地招生,不说院系要核算成本,教育部考核时也会因为这个学科规模太小、不成气候而取消它。还有师资的问题,当然从北师大来说,如果各个相关院系能够协调合作,那么问题不太大,因为学校自身的古文献学、材料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艺术学等学科建设与发展都已经较为成熟,问题在于仅靠图书馆来协调是无法完成的,还是应以院系为主去操作这个事情。当然,毕竟培养的是我们图书馆所需要的人才,所以图书馆会努力去推动去促成这件事,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图书馆现在能做的,就是先把修复室建设好,给学生提供一个实习基地。即使没有古籍保护方向的学生,也可以把这个基地开放给有需求的学生,比如为文学院、古籍所等与版本学相关的学生提供一个实践场所。当然,也可以从外面引进古籍保护专业人才,或者从图书馆内部培养自己的工作人员,等等。此外,对于学科建设,图书馆还可以参与课程设置,甚至承担实践课程的教学工作。

  古籍保护学科应该相对独立

  藏书报:古籍保护似乎与很多专业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其学科属性?

  杨健:已经开始招收古籍保护专业硕士的几所高校,有放在图书情报专业下的,有放在文博专业下的,两个专业都与古籍保护有相通的地方,但都不能很好地达到培养古籍保护人才的目的。比如,图书情报学在文献学方面不如中文系;而中文系、古籍所虽有古文献方面的教师、学者等师资力量,又缺乏理科的背景。毕竟古籍保护不仅需要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等相关知识,修复过程中涉及的纸张、黏合剂等还需要物理学、生物学、材料学等理科知识的支撑,所以我觉得现有的任何一个专业都无法概括古籍保护学科的意义。

  就目前的高校实力而言,极少能做到多学科联合培养人才,所以无论把古籍保护学科放在哪个专业下都达不到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的。现在来看,目前复旦大学的培养模式是最理想的。中山大学是完全放在图书情报学下,以修复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将古籍保护学科放到文博专业下;南京艺术学院也有相关的古籍保护专业,他们是从工艺美术的角度考虑,很注重手工技艺的培养,但缺乏理论及文史知识支撑,较为单一,不能达到培养复合型古籍保护人才的要求。所以我认为,古籍保护学科应该相对独立,否则其学科地位本身是成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道路是漫长的。

  可以尝试培养学术型硕士

  藏书报:对于古籍保护和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您有什么期待?

  杨健:我希望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步伐能够加快。古籍保护学科大约从2013年提出,总体来说进展比较缓慢,因为涉及人才培养,也许由文化部和教育部两个部门联合推动会更容易实现一些。

  既然是作为学科,就是要最终让学生拿到学位的,不像原来搞培训班,各个图书馆配合就行。从高校图书馆的地位来说,学校赋予我们的职责很明确,我们是一个服务单位,不是教学单位。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推动性工作,可以首先修建一些基础性设施,然后加强与各院系的合作,但最终的人才培养决定权在学校或院系。

  当然学生今后的就业也是要考虑的问题。一方面从实际效果来说,人才培养出来是为图书馆服务的,但有时候从人才准入角度来说,又没办法让人才调入图书馆,存在一定的矛盾,需要慢慢来解决。

  另外,一开始报考古籍保护学科的学生也许有限,毕竟还是一个小众专业,所以我觉得走学硕这条路也许更好,也可以两条腿走路,专硕、学硕一起培养,毕业后授予相应的学位。

  再有,古籍保护学科建设首先要考虑挂靠在什么专业下合适,应该授予学生什么样的学位,然后是开设什么课程等,这都需要进一步细化。

  藏书报:对于图书馆来说,古籍保护学科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健:当前各个图书馆都急需大量古籍修复人才,高校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出来,一定是能为图书馆服务的。如果北京师范大学有一定规模的古籍保护专业方向的学生,那么学生在实践期间就能完成大量的古籍修复,为图书馆节约了成本。至于学生毕业后能不能到图书馆工作还是个问题,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进人指标是由学校决定的,而学校首先要保证的是高级人才,也就是教授、副教授级别的,然后是博士后,专业硕士是很难的。当然最好是能够通过一些不同的人事制度来解决。

  藏书报:您对于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有哪些建议?

  杨健:对于有些学校来说,可能一时申请专硕点有些困难,所以为了加快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可以考虑在一些学校招收学术型的古籍保护方向硕士。另外,我希望有关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讨论可以再扩大一些,因为之前几次的参与者都是图书馆的人员,下次可以让高校相关院系的教师一起参与讨论,毕竟涉及教学及课程设置的问题,彻底把这个学科的地位确定下来,下面也就好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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