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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学科建设高端访谈】倪晓建:古籍保护不能忘记私藏

来源:《藏书报》2016年711日第五版
记者:刘晓立
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g5NzIwMg==&mid=2651255928&idx=1&sn=7490df7f13b8cfefb7e6e0bd6d9d681e&scene=1&srcid=0726dG1Gm2AXRqkZiUkPCPXJ#wechat_redirect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为开端,成为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华古籍保护被写进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可以说,古籍保护工作得到了国家及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

  古籍保护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基础工程,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新的时期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在古籍保护工作实施过程中,人才不足系面临的问题之一,为更好地从不同角度了解“十三五”时期国家古籍保护规划,引领全社会共同关注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推进情况,关注古籍保护工程的政策、环境、实施等,本报从本期起,开启“古籍保护学科建设高端访谈”,将对近20位业界专家学者进行专访报道,欢迎关注并与我们互动。

倪晓建:首都图书馆原馆长、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副会长

  古籍保护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藏书报:古籍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目前这项工作的开展处于怎样的阶段?

  倪晓建:古籍保护真正开始受到重视应该是在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2年“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正式立项后,集中了国内一批顶尖学者共同参与,将一些珍贵的、稀有的、之前秘不示人的古籍善本,通过大规模的复制出版,化一为百,让普通读者也能看到跟原版一样的宋版书和一些稀缺古籍版本,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国家领导人和各级政府对此非常重视,为古籍保护投入了不少资金。

  2015年,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正式成立,政府及图书馆界对其组建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今年6月13日,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在国家图书馆召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三五”时期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专家研讨会,图书馆界有不少代表参加会议。与会者取得了一点共识,那就是需要大力进行古籍保护宣传,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研讨会上,大家还提出要进一步申请资金支持,制定出一个几十亿的大规划,对我国古籍保护现状进行全面梳理,针对重点问题专门进行课题研究。在我看来,目前古籍受到各方重视是没有疑义的。就拿首都图书馆来说,每次有领导人、国内外专家学者到馆参加活动,只有一个地方是必去参观的,那就是古籍部,也就是珍贵古籍典藏室。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同志也参加了研讨会,他们提出要进行古籍立法,将古籍保护纳入立法程序。有了法律,古籍保护就有了保障,从而实现稳定、持续、科学地发展。另外就是社会的认知度,现在国家图书馆在搞一些珍贵古籍展览,其他各个图书馆也在组织展览、古籍修复展示或宣传等活动,都是很好的事情。

如何将私藏纳入保护体系中

  藏书报:古籍保护工作开展过程中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倪晓建:在古籍保护工作中,我有两个担心。一个是在整个古籍保护体系中被列为私藏的那部分,比如说在拍卖会上流转或在私人藏家手中的部分古籍,该怎么去进行保护。大收藏家也许有一定的收藏保存条件;比较一般的那些收藏家呢,他可能就是放在家里,不时拿出来翻翻看看,也许就会给古籍造成一定的损坏。然而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损失,如果是孤本、珍贵善本,也是国家的损失。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三五”时期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开列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古籍总目录编出来。事实上,要把教育部门、公共图书馆等单位保存的古籍整理出来,通过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程序会很好地完成。但是,每年拍卖公司上拍的众多古籍要纳入总目录,就绝非易事了。这些古籍是从私人藏家手中征集到的,如何将之纳入保护范围中来?这是我担心的一个问题。

  对于没保存条件的私人或者其他机构,我建议建立委托制,或者说代为保管,就像首都图书馆采取了一种代为保管制,北京市委图书馆的书全部拿到我们这儿进行保管,这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但是,这个制度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比如我曾在青海一座清真寺里见到一部《古兰经》,可能是从土耳其带过来的,只有几个阿訇看着。那是难得的孤本,万一有什么闪失,损失可就大了。但是要把它安置在其他地方,清真寺方面肯定不允许。好的古籍作为特藏,代表了该单位的地位、特色,所以说这个事情是矛盾的,比较难处理。这也是我担心的第二个问题。对此大家有不同意见,最大的分歧就是所有权问题。我认为,这些资源归根到底都是国家的,或者说是历史的一种遗存,委托者完全可以建一个目录,随时取用。

古籍保护工作需要大量吸纳社会力量

  藏书报:“十三五”时期古籍保护规划是怎样的?和“十二五”时期相比有何不同?

  倪晓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三五”时期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列出了四个体系,极有条理,对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李致忠先生在讨论中特别提到,“十三五”时期要做好几件事,比如古籍普查,对全国的古籍,包括少数民族古籍进行普查,并将普查情况登记造册;或者建立一个完备的目录体系,对古籍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另外,还要建立一个库房保存标准,不具备条件的图书馆等机构可以申请经费,按照标准改建库房。

  另外就是数字化问题。对此,目前各地公藏机构及民间组织、个人都做了很多工作,但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没有把民间在古籍保护、修复方面的数字化成果纳入进来。比如说全国有几大古籍修复企业,北京有富古台,四川彭德才先生也有一个修复中心,等等。他们在古籍修复和数字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应该将所有数字化的古籍做一个基本的统计,已经有的不再重复,没有的拾遗补缺,加强协作。

  再如,北大的刘俊文先生主持建立了一个“中国基本古籍库”,共收录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重要典籍一万余种。这个古籍库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图像版,就是把原书原原本本地复制下来,和扫描一样;另一个就是数字化版本,这样就可以进行繁简体字的转换,也可以进行字词、人名、地名的检索,所以这个系统受到业界的欢迎。我们在制定规划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民间古籍保护的力量,将他们吸纳进来,协同发展。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在路上

  藏书报:对于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您觉得现在更需要哪方面的人才?怎样看待古籍保护学科建设?

  倪晓建:目前来看,在图书馆古籍保护或者在文献学方面有所成就的,都是专门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比如李致忠先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张志清先生(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等。因为古籍保护不仅仅是一门修复技艺,它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要了解古籍的内容及版本,需要同时具备版本学、目录学,以及文献学的知识。在大学里,这些学科都有专业招生,对于图书的流传、内容、学派也有一定的涉及。而图书馆学则更侧重于文献体系的管理与开发等方面的知识,课程设置、资源建设也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图书馆的服务功能,与真正的古籍整理保护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曾到法国、意大利等国图书馆访问过,他们的古籍保护实验室里,甚至有很多化学研究项目,比如现在修复用纸涉及的酸碱度、柔韧度等,都需要一些专业的化学知识。在这里我也想呼吁一下,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图书几十万种,可是50年后这些书就非常脆弱了,他们不像过去的宋版书,再保存一千年也没问题,就是因为那时的纸是纯手工制作的。针对这种情况,我在此呼吁出版社选一些认为有保存价值的图书,用手工纸印300个复本,专门卖给图书馆,作为资料来保存。

  古籍保护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必须专门进行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像在图书馆,主要是向读者提供推荐文献、参考咨询等服务,那么他必须要有专业学科知识,做好图书的评论和宣传,在国外这项工作也叫做推广服务。古籍也是这样的,如果说做修复工作,只是粘一粘、补一补,那中学生学一学也能做,但古籍保护毕竟不止是这样。我常常说,知识有两类,一类是可以言明的,也就是大众知识,比如说五笔打字。另外一类就是不可言明的知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或者说只能依靠自己的一种内在修养达到,比如说投篮。把古籍保护当成一门学科、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需要从业者具备工匠精神。比如同样是做一件事情,别人也许干了一辈子都没有成就,但是某个工匠进行了一些总结提炼,就能做出成果,我们正需要这样的精神。

  藏书报:从学科建设上来说,目前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难题?

  倪晓建:现在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都设置了一些与古籍保护相关的专业,已经开始招生。另外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也在不断进行人员培训,既有学科知识的培训,也有修复技巧的培训,还有更广泛一些的。

  原来设想可以在大学设置一些双学位,或者专业,但这个还需要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请。虽然有想法,但距离实现还有不小的距离,我们现在可以从使用单位或者事业发展的需求考虑,和大学进行对口人才培养,提出一些切合实际的建议。比如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方面进行沟通,培养适合行业需要的人才;也可以与大学共同提出一个人才需求的数量报告,列明需求人才的规格等,然后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设立专门的古籍保护学科。

  而古籍保护专业人才,至少应该具备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相关知识。另外,缺口比较大的就是古籍修复人才。以首都图书馆为例,有四五万册古籍等待修复,馆里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却只有四五个人,工作进度非常慢,有时候只得委托外面的机构去完成修复。

  藏书报:您对“十三五”时期的古籍保护工作有怎样的期待?

  倪晓建:在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应该从国家层面加大对古籍保护的投入,比如“十三五”时期以项目形式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如古籍普查、库房设备设施标准化等。今年国家图书馆又上报了四五个标准,这些标准可以在古籍修复方面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事情刻不容缓,那就是海外古籍的回归。目前数字化回归没有问题,但原书的回归还得拿出一定的资金进行购买。首都图书馆每年都拿出100多万元资金在国内拍卖会上竞拍古籍,我认为完全可以到国外的拍卖会上竞买。海外古籍的回归,应该作为国家古籍保护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藏有不少中国的古籍善本,整体上可能收藏质量一般,但其中还有一些值得回购的。对于图书馆,尤其是国家图书馆来说,应该把海外古籍的回归工作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国家图书馆的目标不在于办了多少借阅证,也不在于借出多少本书,而在于作为国家总书库,在中国历史文献的掌控和回购方面有所作为,应该承担这样一份责任和使命。

联合主办: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藏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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