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隽秀逸的蝇头小楷，钤印累累的泛黄书叶……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经上下五千年而文脉不绝，其根本在于一代代华夏子孙典籍为媒、薪火相传、接续前行。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蕴含着民族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前，随着“册府千华?南雍撷珍——南京大学古籍菁华展暨中国古代套色版画特展”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美术馆开展，一批一直藏在深闺之中的国宝级珍贵文献得以重见天日，它们穿越千年而来，至今仍朱墨灿然、温润古雅。

　　南大教授张学锋将课堂搬进了展览馆。

　　展览现场。

　　稀缺性：宋本惊现方便阅读的“袖珍本”

　　南京大学有着丰富的文物资源和藏品基础。据南大图书馆副馆长史梅介绍，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支持下，该馆联合博物馆、文学院、历史学院等古籍收藏单位，全面整理馆藏古籍，遴选出二百余种珍贵且极具特色的善本举办“册府千华?南雍撷珍——南京大学古籍菁华展”。展览以古籍书写和刊印年代为轴线，系统展示了从唐人写经到宋、元、明、清雕版印刷共计1300余年的发展脉络，这就是展览的“册府千华”部分；“南雍撷珍”则是对南京大学的藏书特色、藏书体系开辟专题进行介绍。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中国典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甲骨金文，春秋战国的简牍帛书。但真正意义上的古籍，则与纸和印刷密不可分。东汉造纸术的改进，促成了书写材料的历史性变革；唐代印刷术的产生，更让书籍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本次展览即展出三部唐写本，其中包括《大方便佛报恩经残卷》朱书和血书各一卷，二者最大区别就在于，血书颜色淡一些，朱书因为是朱砂写就，所以颜色深一些。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高分子化学专家胡文兵教授团队经过认真准备，采用便携式元素分析仪给血经成分做了科学鉴定，经鉴定，淡红色的残卷是用血抄写的。此外，据史梅介绍，二者从字迹上看不是一人所抄，而且用纸也有区别。这两件残卷都是公元八九世纪的，原藏于敦煌藏经洞，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后流失，原为晚清举人廉泉、才女吴芝瑛夫妇旧藏，后归于金陵大学创始人福开森，1934年被捐赠给当时的金陵大学。

　　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载的历史见证，这些穿越历史的文字，凝结着先贤的智慧，记载着文明的足迹。众所周知，古籍大致可以分为印本和写本两种。雕版在唐代出现，到宋代被大量使用，书籍由此进入刻本时代，宋元本书在印本时代备受尊崇，以至于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说法。由于宋本刻印质量高，流传又少，有的学者更愿意抄宋本，以供学习和研究。南京大学收藏的宋元刻本数量不多，却各具特色，此次共展出7部宋元本。

　　其中，建阳坊刻《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为巾箱本，竹纸印刷，墨色清晰，曾经清代著名藏书家季振宜、鲍廷爵收藏。据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章灿介绍，巾箱本，即为其开本比较小，可以放进出门带的小箱子，方便阅读，有点像现在的“袖珍本”，是用来指导当时的人读《南史》的普及注释本；浙本《魏书》系公文纸印本，版面疏朗，曾经当代著名藏书家黄裳收藏；元张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则是南京的第二部方志，除体例、篇目大体沿袭《景定建康志》外，正文分地理图考、通纪、世年表、疆域志、山川志、官守志、田赋志、民俗志等，南大则藏有其十五卷中的十二卷，即存卷一至三、五至十三卷。

　　

古籍修复工具

　　普及性：“跟着馆员穿越千年”接力讲解

　　唐钞宋椠，展示了从唐代写本到宋元刻本的转变；明清佳刻，则勾勒了明清时期雕版印刷的发展演变形态。

　　此外，中国古版画研究会（筹）诸多成员也纷纷拿出自己多年珍藏的版画图籍，特别是明代以来出现的彩色套印版画。这批套色版画多达70余种，代表了中国传统水印技艺和古人的审美情趣，尽显中国雕版印刷的高光时刻，包括明崇祯刻本《十竹斋笺谱》、明万历三十三年刻《程氏墨苑》、明天启七年刻《十竹斋画谱》、明崇祯五年刻《古本演义三国志》、日本铜印本《文美斋笺谱》、清代康熙十二年刻《芥子园画传三集》、清代乾隆年间姑苏丁亮先制版画《腊转春回》、清代康熙年间刻本《西湖佳话》等，时间跨度近400年，尺幅间尽显传统印刷技艺之魅力。

　　展览现场有着非常详细的文字说明，记者从中了解到，明代是雕版印刷的繁盛时期，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抑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明初期刻本字体沿袭元代风格，约于嘉靖、万历之际完成了版刻字体的规范化进程。南京大学收藏明刻本八百余部，从内容上看，以别集、类书、方志为特色；从时间上看，明代前中后期刻本均有收藏，尤以嘉靖、万历以来刻本为主。此次展出了其中的35部，除了按版刻时代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又以小单元的形式对司礼监本、藩府刻本、嘉靖本、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等明代特色刻本进行介绍。

　　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术在清代走向顶峰。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版本在宋元时的地域特征和明代的时代特征，在清代都不再明显。明万历以来的方体字成为清刻本最常用的字体，版式则全无定准。南京大学所藏清代版本形态丰富，各式皆备，此次展览的18部清代刻本则是从馆藏清代以来九百余部善本中选出。

　　如此众多的古籍，千万不要担心看不懂。正如史梅所言，展览主要面向一般大众，既要让不学这个专业的人看得懂，又要让学这个专业的人看了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错误。本次展览则从“普及性”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为此，展览还特设“异彩纷呈”专题，呈现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等古籍的刊印技艺。史梅告诉记者，为了向大众进行普及，展览还将推出由8名成员组成的“跟着馆员穿越千年”的接力讲解活动。

　　无论是“跟着馆员穿越千年”，还是此前的“跟着教授看展览”，深居南大校园的古籍展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亲近年轻人。记者在现场采访时，南京大学教授张学锋正带着学生前来观展，一场展览立刻成了一堂生动的课堂。在清代刻本展厅，张学锋会问学生如何判断这个刻本具体是在清代什么年代，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即通过“避讳”来判断，比如“弘”字少了两画，那自然是避乾隆的讳。

　　地方性：涉及颇多南京地区的文献收藏

　　史梅告诉记者，南京大学的古籍收藏与学校的发展历史一脉相承，主要来源于原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收藏，以及著名学者、教授的无私捐赠。展览“南雍撷珍”部分即是专题介绍南京大学的藏书特色、藏书体系，这些珍贵文献不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其中，古籍目录是藏书家或藏书机构对所藏的古籍进行分类，并著录书名、篇卷、作者、版本、册数、存佚，甚至内容、递藏、真伪等内容所形成的专门目录，历代人们读书治学，多从目录问津。此次展出的6部目录学文献即包括了《五桂楼黄氏书目》等。

　　南京大学在涉及南京地区的文献收藏方面也颇具特色，其中不乏十分罕见的书籍与版本，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南雍志二十四卷》是现存最早的记载南京国子监的志书，作为明代官署志中的典范，《南雍志》同时也是研究明代教育、国子监制度、南监版刻的重要典籍。清徐虎绘、日光书舍主人临摹的《金陵四十八景》，全面展现了南京的自然和人文风光，钟阜晴云、石城霁雪、北湖烟柳、秦淮渔唱……这些南京人日常涉足的景点，都被画进了这本画册中。明陈沂撰、明天启四年金陵朱氏刻本《金陵古今图考》则是一部记述南京城市变迁的重要历史文献，著者陈沂自小就生活在南京，该书专记金陵建置沿革，自春秋至明正德，时间跨度很大。因金陵城郭规制历代差异很大，所以又通过作图而进行分辨，由于绘图精细、考证周详、图文互见，对研究南京历史地理具有重要价值。

　　南大诸多珍贵文献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很多名教授的无私捐赠。国学大师胡小石先生旧藏的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鹦鹉洲二卷》，书前十八幅版画插图，是明代版刻插图的精品，其细致入微的精细刻画令人啧啧惊叹。《鹦鹉洲》是明代剧作家陈与郊所作的四种传奇之一。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原刻本仅国家图书馆与南大图书馆有藏，而南大胡小石先生的这套旧藏更胜一筹。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展览展出了一套1933年荣宝斋木版水印初印本《北平笺谱》，人们从中看到了鲁迅的签名，旁边还有一个名字“西谛”，这是著名作家、藏书家郑振铎先生的笔名。鲁迅和郑振铎为什么会在这套《北平笺谱》签下名字呢？原来，笺纸是印有诗画的信纸，上常印有淡雅的图案，如山水、花鸟、人物等，既有做信纸用的实用价值，又可供艺术欣赏，历代受到文人雅士钟爱。1933年，鲁迅与郑振铎1933年合作编选《北平笺谱》，收录陈师曾、齐白石、吴侍秋等书画大师作品三百多幅，由荣宝斋采用木版水印印制。最早的一批《北平笺谱》共印了100本，每一本都有编号。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金陵大学，收藏了其中编号为“99”的这一套，并完好地保存至今。

　　南报融媒体记者王峰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