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清朝地方官人的无能和当时中国学者没有意识到应该亲自去敦煌调查，造成敦煌宝藏的大量流失，大批写本入藏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等处，而美术品则入藏英国国家博物馆、法国集美博物馆、俄罗斯爱米塔什博物馆等处。根据对敦煌藏经洞的宝藏原状的研究，我认为这些写本和绘画原本是属于三界寺的图书馆，它们原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可是现在经过王道士的私自馈赠，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巧取豪夺，马车在崎岖山路上的颠簸运输，使得敦煌宝藏现在已经四分五裂，许多原本完整的写本被撕成断片，分别收藏在不同的国家。即使都在伦敦，原来在藏经洞中是一个经帙包着若干卷佛经，而现在的却按照西方“科学”分类方式，经帙因为有丝织花纹而收藏在英国博物馆，写经作为图书而收藏在英国图书馆，这使得我想把经帙合一，从而复原藏经洞书籍原样的努力几乎无法实现。
其实，对于敦煌学的研究者来说，写本的缀合可以给枯燥的研究带来无尽的乐趣。1991年我在英国图书馆编纂敦煌写本残片目录时，曾把十几件《列子》残片比定出来，并缀合成三大片，判定它们都是属于同一个抄本。回国后，我询问国家图书馆所藏未刊残片是否有《列子》，得到肯定的回答，我猜想一定也是出自同一个抄本。结果捡出来一看，果然不错。如果这类写本都收藏在一个地方，那不知要省去研究者多少宝贵的时间。所以我更加希望原本是属于一个整体的文献，将来能够尽可能地归总到一起，这不仅利于研究，也有利于保护。我们可以将那些原本是同一个卷子的不同残片裱合起来，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工作可以进行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拥有多少更加完整的敦煌文献！
书籍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于书籍的收藏和保护其实就是对自身文化的爱护。书籍的流散从物质层面来讲，是国家和民族珍宝的流失；而从文化层面上来讲，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敦煌宝藏的流散的确是中国文化的浩劫，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敦煌文献和绘画也促进了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认识。我当然希望敦煌文献像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所藏的《永乐大典》一样，早日回到中国的国家图书馆，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透彻的研究，来整合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化遗产。
过去，我曾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访查流散在国外的中国典籍，其过程既有不少心酸的经历，也有许多收获的乐趣。近年来，我也经常利用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和金石拓本，知道国图在中国古籍的收藏、修复、整理、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国图还依托本土优势，与学术界密切合作，以举办讲座和学术会议等方式，利用馆中聚合的中国最佳典籍资源，促进学术交流，推进学术研究。从一个学者的眼光来看，中国国家图书馆对于中国古籍的保护和研究，做了实实在在的好事，对传承中国文化实在是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