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和印刷,这两个现代书籍所必备的技术,都是由中国人首先发明的,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这两项技术虽然可以找出许多技术方面的原因或渊源,其实在我看来,纸的发明,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商周以来发达的“书写”需求;而印刷术的发明,则和中国古代官府和文人对书籍的“收藏”和“阅读”的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且不论从商周的甲骨到秦汉的简帛,只就留存下来的六朝唐宋的敦煌写本和宋元明的刻本古书来说,其数量恐怕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些无疑是我们能够在世界人民面前感到骄傲的地方,也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题材。
然而,与西方的大理石铭文和羊皮书相比,中国的纸确实容易破损甚至毁坏,历史上有大量抄写和印制书籍的记载,也有许多“书厄”,如大业漂没、靖康之耻、绛云烈焰等,大量图书的损毁,使许多珍贵典籍不复存在。
书籍也是古今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唐代僧人玄奘赴西天取经,带回来数千卷印度梵本佛经,它们或许至今还封存在西安大雁塔中;而日本遣唐使船以及唐宋以降的商船,把大量的中国古籍运往日本,其中许多珍本还保存在奈良的正仓院和一些寺庙当中。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掠,大量珍贵的图籍,如皇家收藏的《永乐大典》,被火烬捆载而去,其他以各种手段巧取豪夺的书籍,更是不计其数。
敦煌宝藏的流失是中国书籍迁转流散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900年,由于偶然的机会,住在敦煌莫高窟前下寺的王道士,在其居所对面的洞窟墙壁上,发现一个复洞,里面收藏着数万件写本典籍、经卷、文书和数千件绘画美术品,它们应当是公元11世纪初叶封存起来的三界寺的藏书和供养具,写本年代从5世纪初叶到11世纪初,应当是西晋年间发现汲冢古书后面世的最为重要的典籍了,而且其中不仅有汉文文献,还有丝绸之路上各种民族文字的典籍和文书,所以它们既是中国文化典籍的宝藏,又是东西方文明交流极其珍贵的记录。
可惜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宝藏,从1900年发现,到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前来觅宝之前,这七年的时间里,虽然王道士曾将其中的经卷和绘画送给过许多清朝的官员,却没有一个官员想去仔细追问它们的来源。直到法国人伯希和继斯坦因之后获取了藏经洞的宝藏之后,在1909年把一些精品出示给北京的学者,这才震动了罗振玉等人。罗振玉等报告学部,由学部电令甘督派人把剩余的经卷悉数调到北京,可是负责其事的人并不认真,让王道士窝藏了一些,沿路还有遗失。这批上万件的敦煌写经现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敦煌书库,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的“劫余”之物,但其中仍有不少宝贵的资料,比如本次展览所陈列的摩尼教残经,就是摩尼教的根本经典之一,成为今天研究摩尼教的基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