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壁画,唐代前后,寺观壁画创作在全国范围内也颇盛行,许多著名的画家都曾图绘壁上。宋、元以后,壁画的绘制却逐渐成为民间画师的行业,画师被称为“画匠”或“画工”。文人画兴起后,由于统治阶级的偏好,使得人们的审美趣味开始转向单纯的水墨玩味,出现了重丘壑而轻人物图画,尊文人气息而鄙画工匠气之风。因此,许多优秀的壁画画师都是悄然无声地湮没在文人画的“境界”中,壁画艺术也是在这一时期走向衰落。然而在山西,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就交通不便,加之民风纯朴,尤其是人们对古代文化的钟爱和对宗教的顶礼膜拜,使得在全国其他地区发展日渐走低的壁画艺术,却在山西愈加繁盛起来。当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成为一道天然屏障,让大量古代壁画能久经战乱却保存下来。这些使山西成为我国工笔重彩人物画发展最为全面、样式最为丰富的地域。山西寺观壁画的繁荣同时也验证了古代山西人民博大的审美趣向和质朴的人文情怀。
当然,山西寺观壁画之所以能够完好的保存至今也与其独特、科学的寺观壁质构造方法是密不可分的。从技术角度上说,山西寺观壁画附着的墙壁与其他地区壁画墙壁在构造上是不同的。在经历了几千年制作工艺的发展,山西寺观壁画墙体和画底在建造上形成了一套特定的、比较成熟的技法。在建筑初期,工匠们用青砖在寺观殿堂的墙壁下部砌出高约1米左右的“坎墙”,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牢固地承载墙体的重量,同时也使得墙体以外的潮气不会侵蚀到壁面。墙壁的上部则主要是以土坯或未经烧制的砖坯来垒砌,这样做也使得墙体内部的水气不能够腐蚀到画面,也保证墙体外部的碱硝侵蚀不能使画面剥落。在土坯墙体与泥皮之间的自然缝隙中还可以流通空气,保持画底干燥,画面由此得以完整地保存。
山西的古代寺观壁画保存在数量和质量上固然令人赞叹,但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才是其真正的魅力所在。首先,在题材内容上,山西寺观壁画不仅描写宗教教义,更重要的是对民间风俗题材与社会生活场景进行了大量的描绘。如新绛稷益庙的明代壁画,就是以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描绘大禹、后稷和伯益三圣为民造福的业绩,这在中国的寺观壁画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其正殿三壁是《朝圣图》以及大禹、后稷和伯益的传说,其中大量的画面为耕获、捕蝗、烧荒、狩猎等关于农耕的情节。这些题材大都来自现实生活,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意趣。而在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明应王殿的壁画中也有类似描写,如关于当时生活情节的《打球图》《卖鱼图》《园林梳妆图》等场景。这种将俗世情景直接反映到寺观壁画中的做法在国内其他地区是极为罕见的。
(资料来源于周志《画圣余韵——元明清寺观壁画》、史宏蕾《试论稷益庙壁画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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