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图书馆法律体系中,州图书馆法是整个法律体系的主体。联邦制度下的各州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力,包括立法权和司法权,因此各州的图书馆法,在法律效力和内容上都类似于集中体制国家的国家层面的图书馆法,用以规范州境内的图书馆事业。美国州图书馆法的制定也早于联邦。1849年,新罕布什尔州制定第一部州图书馆法,授权州内市政通过征税建立公共图书馆。随后半个世纪,各州相继制定了图书馆法。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图书馆法只停留在州层面,并不存在联邦图书馆法,直到1956年《图书馆服务法》的制定,才标志着联邦图书馆法的出现。随后,1964年的《图书馆服务与建设法》与1996年的《图书馆服务与技术法》相继出台,构成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联邦图书馆法。
  美国的联邦图书馆法与其他国家的图书馆国家立法有所不同,它们在内容上不涉及图书馆的设立、组织、管理等内容,这些内容在美国通常是由州图书馆法加以规范。联邦图书馆法实质上是国会以立法的形式,授权联邦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专项拨款,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资助各地方政府开展图书馆服务,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因此,美国联邦图书馆法的条款内容主要是规定拨款数额、拨款方式,以及拨款用途等。
  英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起步于19世纪中叶,以1850年通过的公共图书馆法案为标志。在此之后,免费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在英国逐渐普及。英国公共图书馆法律规范体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贯穿于整个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史。自英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开始相关立法活动以来,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文件日益增多,同时也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修正完善。目前,英国公共图书馆的法律规范体系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一是《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法》。这是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础。该法作为纲领性文件,为英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依据和保障。
  二是以《公共图书馆服务标准》与《未来发展框架》为代表的政府规章政策。这个是整个法律规范体系的主体。政府的规章政策以《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法》为依据,细化“全面而有效”的服务理念。
  三是MLA和CILIP等行业组织制定的行业规范文件。这是整个法律规范体系的补充。
  发展图书馆事业是省/地区政府的责任,因此,省/地区图书馆法是加拿大图书馆法律体系的主体。早在1851年,安大略省就通过了《1851议案》(1851 Act),旨在促进“工人学会”图书馆的发展(an Act for the incorporation and better management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Mechanics Institutes),这是加拿大最早的图书馆法。1882年通过的《免费图书馆法》(Free Libraries Act),是加拿大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法。19世纪中期以后,加拿大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图书馆事业,纷纷效仿安大略省,开始为本省/地区的图书馆事业专门立法。
  在省/地区图书馆立法实践一个多世纪之后,加拿大联邦议会于1952年颁布了第一部联邦层面的图书馆专门法——《国家图书馆法》(National Library Act)。此后该法律几经修订,于2004年更名为《国家图书档案馆法》(Library and Archives of Canada Act)。
  1952年的《国家图书馆法》除了为国家图书馆的建立和运营提供法律依据外,还重新确立了加拿大的呈缴本制度,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成为全面收集和保存加拿大出版物呈缴本的法定机构。1969年,联邦议会颁布修订的《国家图书馆法》,规定国家图书馆成为法定的版本图书馆和全国书目中心,在业务上组织协调全国各类型、各机构的图书馆,为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协作提供支持,从而确立了国家图书馆作为全国“图书馆的图书馆”的地位。2004年,加拿大联邦议会再次对《国家图书馆法》进行修订,将《国家图书馆法》和《国家档案馆法》合并,通过了《国家图书档案馆法》(Library and Archives of Canada Act)。随着《国家图书档案馆法》的出台,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合二为一,称为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Library and Archives of Canada,简称LAC)。LAC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图书馆与档案馆合二为一的国家级机构,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知识机构。
  丹麦的公共图书馆法从1964年以来不断进行修订,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将图书馆拨款重点用于图书馆网站的开发和图书馆的电子服务,以保障公众通过网络获取图书馆馆藏与信息。因此,2000年丹麦颁布《图书馆服务法》,将公共图书馆的网络获取服务确定为每个公共图书馆的基本业务,并指明信息社会环境下图书馆服务的发展方向,提出建立“网络复合图书馆”的构想,并将复合图书馆定位为信息社会中图书馆的主要形态。
  澳大利亚原为英国殖民地,其法律体系较多地因袭了英国的法律传统。澳大利亚公共图书馆法律体系由图书馆专门法及其配套规章、图书馆相关法、政府规范性文件和行业协会颁布的指导性文件构成。其中图书馆专门法7部,分为联邦层面的针对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而制定的《国家图书馆法》,以及州层面的6部州图书馆法,配套的规章细则是专门图书馆法的细化和补充。
  澳大利亚的《国家图书馆法》(National Library Act 1960)最早颁布于1960年,是澳大利亚唯一一部联邦图书馆专门法。《国家图书馆法》在1967年和1973年作过两次大的修订。1994年,澳大利亚颁布了《国家图书馆法规细则》(National Library Regulations 1994),主要针对读者利用国家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等事项作了具体补充和细化。
  澳大利亚的州图书馆法在整个公共图书馆法律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土区都享有独立的立法权。各州的图书馆立法有许多类似之处,也有立足本地实际的不同。
  在澳大利亚图书馆法律体系中,国家图书馆法与州图书馆法都属于图书馆专门法,除此以外,澳大利亚的法律体系中还有许多与公共图书馆相关的法律法规,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在日本当今的法律体系中,图书馆事业的国家立法共有3部:《国立国会图书馆法》《图书馆法》和《学校图书馆法》,合称“图书馆三法”。就图书馆事业国家立法的数量而言,日本居当今世界各国之首。“图书馆三法”奠定了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的基石。
  《国立国会图书馆法》颁布于1948年2月,是日本战后最早的图书馆事业国家立法。该法律规范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设置目的、组织架构、人事制度、管理体制、基本任务等重要事项。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承担着日本国会图书馆和日本国家图书馆的双重任务,并非公共图书馆,但由于国家图书馆在一国图书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由于该法律是日本战后最早颁布的图书馆专门立法,对日本此后的图书馆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图书馆法》最初颁布于1950年4月,其内容涉及了图书馆概念的界定、图书馆服务的主要任务、图书馆的司书资格制度、有关公立图书馆和私立图书馆设置与运营的规定,有关图书馆“同种设施”的规定等。从内容上看,这部法律所说的“图书馆”,实际上是公共图书馆,因此,日本的《图书馆法》实际上是“公共图书馆法”。但由于公共图书馆集中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功能,而日本至今还没有制定出一部规范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图书馆事业基本法”,所以,长期以来,《图书馆法》在日本实际上起着“基本法”的作用。《图书馆法》是日本战后最重要的图书馆专门立法,也是“图书馆三法”的核心。
  《学校图书馆法》颁布于1953年8月,是一部专门规范作为中小学基础设施的学校图书馆设置与运营的国家立法。法律确立了学校图书馆的“义务设置制”,规定了学校图书馆的功能任务,建立了学校图书馆的专业职务制度——司书教谕制度,明确了国家以及学校设置者对学校图书馆承担的责任。在日本“图书馆三法”中,《学校图书馆法》问世最晚,内容也最为简单,由于法律规定的司书教谕制度长期不落实引来的批评也最为激烈,但它赢得的喝彩也最多。
  韩国图书馆法律体系与韩国的法律体系一脉相承,是由法律、总统令、部门令以及条例四部分构成。在韩国图书馆法律体系中,“图书馆法”是基本法,位于法律体系的最高层,是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第二层是以总统令形式颁布的“图书馆法实施令”;第三层是由国家主管图书馆的政府部门以部门令的形式颁布的“图书馆法实施令”;第四层是由道、市、郡、区颁布的“图书馆条例”或“图书馆规则”。
  韩国的图书馆法最早颁布于1963年。在1963-2006年期间,先后颁布了五部图书馆法。即1963年的《图书馆法》、1987年的《图书馆法》、1991年的《图书馆振兴法》、1994年的《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以及2006年的《图书馆法》。为了实施图书馆法,韩国还制定了实施令和实施规则。
1963年的《图书馆法》
  1963年10月28日,韩国颁布了第一部《图书馆法》(法律第1424号),是一部覆盖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基本法。法律阐述的立法目的是,“广泛收集、保存国内外图书资料,并最大限度地灵活使用”,以促进国民文化的发展,“为国民享受稳定的图书馆服务奠定基础,并用法律规范使图书馆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
1987年的《图书馆法》
  韩国1963年的《图书馆法》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为了使图书馆法能适应社会的发展,1987年,韩国颁布了全文修改的《图书馆法》(法律第3927号)。
1991年的《图书馆振兴法》
  1990年,韩国中央政府把当时由文教部主管的图书馆事务移交给新设立的文化部,文化部开始全面修订1987年的《图书馆法》。1991年3月8日颁布了《图书馆振兴法》(法律第4352号)。“图书馆法”改为“图书馆振兴法”,背景是韩国当时实施国家综合振兴政策,法律突出强调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在国家综合振兴政策实施中的地位作用,“试图划时代地培育和发展图书馆”。
1994年的《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
  “为图书馆及文库的设立、运营以及读书振兴……全面提供社会所需的知识和信息,提高流通效率,促进文化发展和终身教育发展”,韩国于1994年3月24日颁布了《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法律第4746号)。该法律出台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出版界以“世界图书年”为契机提出了《国民读书振兴法案》,当时,图书馆界也倡导把读书振兴纳入到图书馆的功能中来,二者的主张存在交集之处,于是形成了《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
2006年的《图书馆法》
  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1994年的《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不能适应韩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2006年的《图书馆法》(法律第8029号,2006年10月4日修改全文)全面修改了1994年的《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其突出特点,是实现了“图书馆法”和“读书振兴法”的分离。在《图书馆法》颁布的同时,2006年12月29日韩国另行颁布了《读书文化振兴法》。
韩国现行《图书馆法》(法律第11310号)是对2006年的《图书馆法》(法律第8029号)的部分修订。与2006年前的图书馆法律文本相比,现行《图书馆法》在组织、规划、体系推进方面多有突破,尤以法律确立的“四项措施”对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意义重大。
文字素材来源于《国外公共图书馆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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